“立即让现代系列公司中的一两家破产处理。财阀对抗政府、抽走公司资金用作政治资金,必须让他们看看厉害。” 1992年4月初的某一天,针对财阀解体的新产业政策正在推进的传闻震动财界,卢泰愚总统召来经济首席秘书李镇卨予以催促。 卢总统对现代集团,尤其是创立国民党、走上政坛的郑周永代表再也无法容忍。想到3月的第14届总选中执政的民自党未能确保过半席位也是郑代表和国民党所致,便无法就此罢手。 经济首席秘书李镇卨将总统的指示下达至相关部门。掌握资金命脉的财务部和银行监督院出面。 实务人员慌了。他们无法判断总统是一时气话,还是真要勒紧脖子搞死现代。卢总统不了解现代所有系列公司通过相互支付保证彼此牵连,才说出这番话,而只把一两家系列公司剥离出来使其破产是不可能的。 实务人员为难 现代电子被牵连进来。现代集团主力企业现代电子将银行贷款48亿3千万韩元提供给郑周永代表和国民党的事实被查出。4月3日,银行监督院院长黄昌基宣布,不仅要收回贷款,还将把现代电子从主力企业中剔除。 现代方面的应对也不软弱。现代主张,是将郑代表所持股票卖给现代电子的员工,把筹得的钱交给郑代表,并非挪用银行贷款。而且,明明要求在4月4日前提交说明材料,却在说明之前就发布消息、造成既成事实,现代对此予以质问。 4月15日,卢总统把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崔珏圭、财务部长官李龙万、商工部长官韩鳳洙召至青瓦台加以责备。 长官们进言称,只制裁现代存在问题。 “现在国民认为政府不公平地、明显地在制裁现代。要消除这一点,就必须提高公正性。” 或许是因为当天的会议,银行监督院院长黄昌基在4月23日表示:“已确认对现代电子的贷款被挪用的事实,但考虑到现代电子是尖端出口企业且股票出售款已缴纳,取消主力企业等制裁措施暂缓执行。” 此时崔珏圭副总理已指示暂缓推进新产业政策,但卢总统和经济团队对财阀的警告力度却在加大。 1992年4月25日,卢总统邀请全经联会长刘彰顺、副会长崔昌洛,以及现代郑世永、三星李健熙、乐喜金星具滋暻、大宇金宇中、鲜京崔钟贤会长等7人到青瓦台,举行午餐座谈会。卢总统开口说道。 ▲卢总统=出售公司股票或土地用作政治资金,是绝不允许的事。特别是绝不能一边固守家族经营体制,一边把公司的钱当作个人的钱来运用。现代必须实现政经分离。 48亿挪用攻防 ▲刘彰顺会长=因大企业参与政治,对政经分离的要求升高,结果引起国民忧虑,深感惶恐。 ▲郑世永会长=没有想到我们的名誉会长参与政治,在社会与经济上引起争议,十分抱歉。同时,对于让政府处境为难,真诚道歉。我们将努力尽快实现政经分离。 ▲李健熙会长=企业不可能脱离国家和国民而存在。政经分离理所当然,如同“宪法第1条”。 在卢总统向财阀掌门人促请政经分离并警告挪用金融资金之后的4月28日,财务部长官李龙万向卢总统报告了从7月起对30大财阀非主力系列公司的相互支付保证限额予以冻结的方案。还提出了分三个阶段制定时间表、逐步缩减财阀相互支付保证限额的计划。 次日4月29日,李长官出席全经联邀请的午餐演讲会,提高了调门。 “曾一度主导世界经济的英国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国,是因为忽视了行业专业化和经营现代化。应以此为他山之石,由财阀集团率先实现所有与经营分离、确立专业经营人体制,提高创意与竞争力。” “为便于统制而设” 银行监督院早在3月28日就已指示各银行对30大授信管理集团尽早收回不急需的暂付款并禁止新增,进入5月后又采取了全面禁止对10大集团系列公司大股东办理暂付款的措施。虽说是30大集团、10大集团,实际针对的是现代集团借给郑周永一家的暂付款。 对现代集团的制裁或直接进行,或以规制财阀为名义时刻加压,于是国民党代表郑周永抛出了财阀解体论。 5月12日,郑代表在记者会上表示:“为阻止资本集中、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专业企业,必须解体财阀”,对针对现代的制裁和政府的新产业政策发动了先发攻击。他虽附加了“国民党若执政”的前提条件,但还提出了“为防止急剧实施带来的副作用,设置1年宽限期后付诸实施即可”的方法论,显示这是经过相当程度形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那么郑代表的财阀解体论与政府推进新产业政策时所描绘的财阀解体论有何差异呢。 援引郑代表的部分发言。 “财阀是政府为有效统制企业而造出的、商法里都没有的东西。每个集团有30~40家企业,逐个企业统制很困难,才造出了财阀。企业只有摆脱政府统制才有活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解体财阀。” 不过,他对所有与经营分离表达了否定看法。 “财阀解体的情况下,商法上股权并不发生转移,因此所有维持原状,重要的是不让其相互支付保证。绝不可认为所有与经营必须分离才能经营得好。美国的福特、日本的丰田即便没有实现所有与经营分离,不也作为世界级公司屹立着吗。” 然而当时制定并推进对财阀政策的实务人员,焦点放在缓和经济力集中,即所有分散上。 前副总理崔珏圭的说明。 “据说连堂兄弟、亲兄弟之间都不做债务保证,而财阀却以系列公司为担保、最终以国民经济为担保,我认为这种金融惯例不能放任不管。大股东的经营权问题随时间推移自然会化解,但我要求把它再提前一些。” 援引研究新产业政策的KDI首席研究员朴埃卿的话。 “问题在于财阀家族持有46.9%的内部持股比例,相互交织、彼此提供保证。他们背负着相当于自有资本数倍的负债,却只投入少数资本金,就左右国家经济,我们就是要阻止这一点。把银行对财阀的债权转为股票也是出于这种意图,但我国银行实在脆弱,因此暂缓研究。” 视角虽有不同,但政府的新产业政策与对现代的规制、郑代表的财阀解体论交织在一起,使财界更加不安。 反对“专业经营” 1992年5月22日,全经联会长刘彰顺在首尔乐天酒店邀请崔珏圭副总理,举行午餐座谈会。这类聚会通常由副总理出面安排,但当天是刘会长有意促成的场合。 “请就令财界不安的新产业政策明确政府立场。房地产投机已在一定程度上消退,是不是也到了解除的时候了。相互支付保证缩减、暂付款收回等一系列措施使企业经营变难,必须大幅修正。” 崔副总理因已中止新产业政策的研究而颇有自信。 “根本不存在什么新产业政策。今后研究政策时将充分反映财界意见。不过,全经联也不能再只代表大企业的利益。应率先构建经济主体间的协作体制、确立公平竞争的‘规则’。” 当天的会晤表面上显示出相互尊重意见的姿态,但未能缩小基本视角差异。全经联于6月24日召开反驳政府逻辑的研讨会,企划院则于7月13日对“将系列公司之间的支付保证限制为自有资本的100%”的法律案进行立法预告。 金钱与权力。二者的矛盾直至第六共和国末期,仍在为夺取下届政权而持续着紧张的疾驰。
[照片] ◇卢泰愚总统多次就财阀参与政治、挪用金融资金等发出严厉警告。照片为1992年7月23日在青瓦台举行的卢总统与财阀掌门人的午餐会晤。自左起为乐喜金星具滋暻会长、起亚金善弘会长、三星重工业崔宽植会长、双龙金锡俊副会长。 [照片] ◇1992年6月24日由全经联下属韩国经济研究院主办的产业政策研讨会。以“产业政策——探寻正确方向”为主题的当天研讨会,意在从财界立场反驳新产业政策等政府的对财阀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