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理事长李汉彬近日获俄罗斯莫斯科普列汉诺夫俄罗斯经济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李博士以俄语作简短致意后,用英语以《重新品味韩国经济发展40年》为题发表受奖演说。以下为演说要旨。 教育是开发基础 1945年解放后,韩国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推进义务教育与农地改革,为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义务教育向当时大多为文盲的国民传授读、写与算,并在约15年后的60年代之前培养出承担工业化的新一代国民。另一方面,农地改革将一定数量的农地较为均匀地分配给佃农并使之私有化,从而在着手工业化之前的阶段奠定了收入均等的基础。 经济发展的实际准备始于50年代后半期,当时在官界、大学与军队内部存在若干值得一提的“刷新之岛”(Islands of Innovation)。官界可举出复兴部、财务部、预算局与韩国银行调查部;大学方面可举出接受美国援助大规模培养教授的首尔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以及延世大学与高丽大学的经营研究生院和首尔大学行政研究生院的创设。军队方面则可举出同样由军援设立的国防研究院与陆军军需学校。 这些发展的摇篮有一个共同特色,可称之为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管理式接近”。总之,随着60年代临近,这些散布的“刷新之岛”之间自然而然地展开了多方面的人员接触与交流。 1962年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启动之时,出现了名为经济企划院的超级部门。这一独特机构的核心,在于把预算功能与企划功能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把预算局从财务部剥离出来,并入原有的复兴部而成。或许一个贫穷国家能够在自由市场经济框架内推行有效的国家计划,其秘诀的一部分就在此处。无论如何,第一次五年计划是试错的时期。不过我想强调的是,从一开始就通过确保税收和扩充储蓄,致力于社会间接资本建设所需的国内资本东远集团。 企划院推进秘诀 第二次五年计划成为重大分水岭。从这时起,政策当局者心中形成了这样的认识:韩国经济仅靠以低廉工资为基础的轻工业是行不通的,最终必须提升技术水平。于是以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为开端的研究开发机构相继涌现,日后其扩散效应波及民间。 以此为基础,从1972年开始的第三次五年计划起着手重化学工业,随之出现了众多大企业集团,由民间部门分担并执行开发计划中的各个项目。从这时起,社会内部也开始出现微妙的价值变化,过去年轻人才偏好法科或政治科,逐渐转向商科与工科。 1973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是韩国经济的一大苦难期。刚刚着手的重化学工业所必需的石油价格暴涨,而且国际利率也急升,重创了以外债建立起来的大企业。但已经开始的重化学工业无法中止,整个70年代韩国经济只能在不安中艰难挣扎。 重视重化学工业 雪上加霜的是,1979年发生了10·26政治悲剧。 当时的政治空白与恰好来袭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叠加,在80年代初带来一场重大危机。在这种危机管理的时点上,经济政策当局者为维持就业与出口,不得不采取果断的冲击疗法。将汇率上调20%实行贬值、油价上调60%、提高利率、削减预算补贴等,推行了综合对策。结果如所预料,当年物价上涨了40%,但物价与国际收支逐渐在新的水平上开始取得均衡,解放后首次出现美元黑市消失的局面。由此韩国经济在80年代首次确保了与世界经济的对外均衡。 在如此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韩国政治始终未能免于持续的考验。在经济成长过程中,一般国民的收入水平与意识水平不断提高,而推进经济开发的政权当局者的眼界却一成不变,无视一般国民,致使政治精英与国民意识之间出现严重脱节。这种意识落差间断性地引发政治危机,社会内部的不信与不安始终未曾平息。 80年代对外均衡 所幸今年初,30年来首次恢复了文人政府。金泳三总统领导的新政府享有正统性与国民支持。至今主要着力于确立政府内部公职人员廉洁的政策。下一阶段是经济。当前要求尽快恢复经济活力,提升国民经济的效率,以便在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确保竞争力。这正是为未来的民族统一达成绝对必要的社会共识、储备经济余力的捷径。 【整理=许斗永记者】
1993-08-04 | 許斗永
[演讲会录音] 韩国经济开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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