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福澤諭吉) ▲1835~1901 ▲日本启蒙思想家 ▲代表著作:《西洋事情》《文明论概略》《劝学篇》
福泽谕吉(福澤 諭吉)是创办日本名门私学庆应(慶應)大学前身庆应义塾的近代启蒙思想家。金玉均、朴泳孝等韩国改革派人士甚至奉他为师,可见当时他的影响力之大。然而,随着日本明治政府日益显露对外侵略倾向,他主张脱亚论,站在主战派立场上鼓动甲午战争,拥护政府立场,暴露出国家主义倾向。1901年他去世时,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向这位一介野人深表敬意,这一事实既显示了福泽在国民中的声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当时走向日俄战争与吞并韩国等帝国主义路线的日本统治层而言,他也是一个值得感谢的存在。如今他的肖像被印在日本万元纸币上。 《劝学篇》是1872年至1876年间出版的17篇小册子的合集,直截了当地展现了作为进步启蒙思想家的福泽形象。在此之前,他游历英国和美国后写成的《西洋事情》(1866~1869)售出20万部,《劝学篇》按小册子计算更售出370万部之多,由此可以推想当时他的影响力。 这本书主张人权平等、实学的重要性、国家独立、遵守国法等在今天看来已属理所当然的观念。书中展开的内容,逻辑精炼、气魄充盈,丝毫不逊于西方的启蒙思想。然而,与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为实现普遍道德价值而斗争相比,福泽唯一的目标在于保全日本免受列强侵略的独立,进而使日本也跻身列强之列。“无论如何都想把一般国民带入文明开化之门,把这个日本国建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这是我最大的愿望”(《福翁自传》)。 他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行主张: “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也不在人之下造人。” 领主的生命与劳动者的生命同等重要,富人的100万元与小铺主人的4、5钱,本人珍视自己财产的精神应当受到同等尊重。这是移植了西方的天赋人权说。 政府的职责是制定法律、发布命令,除恶护善。但政府没有一粒米,因此农民与商人缴税承担财源,是双方合意订下的契约。即政府与国民的相互契约。因此不必像德川幕府时代那样,国民把政府奉为主人,或感谢君上的恩惠。这是社会契约说的日本版。 无论日本人还是西洋人,都是同等的存在。这个国家多余的物资给那个国家,那边多余的这边接受,互教互学。既不必特别卑屈,也不必特别自夸。国家间的权利,不论国力强弱,都必须受到平等尊重。这是对万国公法思想的拥护。 读难以理解的古文、吟咏时调之类的学问,对实际生活毫无帮助。如今应当放弃那些,去学假名47字、写信的方法、打算盘的方法、称重的方法,以至地理学、物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 只要是合乎天理正道与自然人情的主张,必要时甚至可以冒着生命危险与政府抗争。但即便如此,在政治改革中使用暴力,弊害更大。无论如何都必须使用合法、合理的手段,而那就是言论。 随着明治政府趋于保守,福泽谕吉也从《劝学篇》中所显现的启蒙而自由主义的思考中变质了。他一方面把天皇奉为文明开化的中心加以崇拜,一方面又主张“亚洲盟主论”,称中国、朝鲜等无法期待自身发展,日本应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以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之乱,日军与西方列强军队一同被派往中国,福泽写道:‘每读那些战报的报道,便不由自主地流泪,难以抑制,只是无法克制感激之情。’ 他在《劝学篇》中主张的国家间平等已无影无踪,晚年的福泽心中只剩下对成为帝国主义军队、纵横中国大地的感动。 ◇国内译本:知安社刊 书评:朴英惠(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