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社会经济水平或意识形态如何,文化发展已成为所有国家的当务之急。……曾是少数人特权的文化,如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生命。……国家已自觉到让全体公民享受文化、参与文化界的义务。” 这段文字是1970年4月在威尼斯仅以“文化政策”这一个主题、长达4个月之久召开的研讨会的发表文要旨。那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第一届文化政策国际会议”。既非军事战略会议,也不是讨论国际间严峻当前问题的聚会,仅以制定文化政策为目的的国际会议竟轰轰烈烈持续数月,这不能不说是值得留意之事。 这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宣告文化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命,公民享受与参与文化是国家的义务。然而这种主张在20多年前或许显得新鲜,如今却已被视为理所当然。或许正因如此,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它似乎被当成与死语无异的乏力口号。如此演变下去真的没关系吗? 标榜文人时代的新政府成立已进入半年。对于文化的效用与作用,政府和国民都不怀疑其正当性,但政府对于属于自身义务的文化振兴政策,至今仍未表明坚定意志。而在文化界,也无一人指出这是失职。不能因为我们社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就相信生活质量、文化质量也随之提升。反倒是过度消费、享乐风气盛行,其根源何在?为何会有人说,贫困的过去反而比枯燥的当下更有滋味? 政府是否以为文化发展可以搭乘经济增长的便车?若非如此,就不能只强调经济逻辑而把文化政策推到后面。缺乏文化根基、物质至上的凋敝社会图景,连想象都令人生厌,这是人人皆知的。 文化是向人类社会播撒健康生命种子的工作。能让其萌芽的土壤,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成熟。在这一时点,文人政府名副其实的“文化振兴政策”应优先于一切。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术会议早在20多年前就已宣告,这正是国家的义务,不是吗?
1993-07-17 | 서울경제
[转盘]文人政府的文化政策 禹灿奎(学古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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