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唱开启产业和平元年之后仅两年,劳总与经总就工资涨幅范围达成史上首次协议仅两个月,韩国劳资关系似已进入一触即发的危机状态。之所以令全体国民揪心,是因为在长期结构性萧条中艰难挣扎的我国经济,因日元升值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而显现复苏可能,人们担心这一机会被毁掉。 不可迎合人气 文人政府时代的劳动政策应当如何?首要一点,不能成为看企业眼色、或一味迎合劳动者即兴人气的政策。过去的军事政权因缺乏正统性,为了笼络劳动大众而制定了根本无法遵守的"善法"。世界上唯独我国拥有的月次津贴支付制度只是其中一例。如今引发争议的"无劳动有工资"惯例,也是因为在独裁政权下剥夺了法律所保障的团体行动权而给出的权宜之计。 在充满变通手法的行政万能主义之下,法院判决被无视,政经勾结的结果使政府一直受到劳动者的不信任;而劳动者积压的不满一旦爆发,又成为政府动用公权力的借口。切断这种恶性循环,应当成为文人政府的基本劳动政策。 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经济体制似乎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 如今文人政府必须提出与开放社会相称的劳动政策。既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只有劳动者弱小、因而就如天使一般;也不能认为企业家只要创造就业本身便是善举,在享受各种优惠的同时侵害劳动三权也无妨。也不能因为过去政权政经勾结、压制劳动者,就以补偿的角度来推行劳动政策。因为在洗刷过去冤屈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又会埋下新的冤屈种子。 文人政府的劳动政策不应站在劳方一边,也不应站在资方一边。如果说劳动部是为劳动者服务的部门,那么商工资源部难道就是为雇主服务的部门?那么劳资纠纷发生时,难道要由副总理、总理或总统来当仲裁者?若属劳资之间的问题,劳动部长官严守中立、代表国家利益,必要时介入、否则交由当事方自行解决,才是正道。正因为把劳动部视为"为劳动者服务的部门",商工资源部才开始干预劳资问题。 不过不能把严守中立误认为无条件不干预或自由放任。对于工会组建问题,以及虽然我国尚未引入的团体交涉代表权人选举程序,还有拖欠工资的确保和不当劳动行为的救济等权利纠纷,政府应积极介入、维持秩序;若以自律为名一味交由当事方,则会陷入混乱。 须切断恶性循环 然而对于工资及劳动条件的维持、改善等利益纠纷,政府越是不介入、交由当事方处理越好。只是应予关照,使劳资之间保持力量均衡。但过去的政权在强者面前软弱,在弱者面前强势凌人。直到6·29之前,大企业连工会都无法设立,而庞大的工会左右中小企业却被放任不管。无论企业还是工会,制约强者、扶助弱者,以维持劳资间的势力均衡,并使交涉立足于合理性,这应成为政府的角色。 由于过去政府对民间经济干预过深,作为反作用,人们强调政府应在劳资工资谈判中完全撒手。但如果大企业、大工会以及规模虽小却处于战略位置的基干产业,以劳资和谐的美名进行过度的工资上涨、并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成为其他产业工资上涨的引领者,进而削弱全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难道只能袖手旁观?懂得担责的文人政府不会如此。文人政府亟需向国民展示的是:与过去不同,言行一致,确实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同时为了国家经济这一"大我",也可以通过收入政策介入劳资交涉——应让国民了解这一点,并就此取得广泛的社会共识。 对于当下成为燃眉之急的无劳动部分工资问题,政府也必须作出明确决断。尊重最高法院判例是好事。但若是不合原则、逆时代潮流的判例,行政部门就应前瞻性地回归原则。正如劳动基准法所写,工资是劳动的报酬,这句话意味着无劳动即无工资,这正是自由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团体行动权也是在此基础上受到保护的。 权利纠纷应介入 与外国不同,在我国法制下,即便工会罢工,雇主也不能招聘替代人力,而工会可以占据厂内使生产瘫痪。尽管如此,若对未参与生产的日子仍部分支付工资,不仅会对作为谈判当事方的雇主施加不公平的压力,工会方面也失去让步和妥协的诱因。应当重视这一事实:正如雇主因有买家却无货可卖而向工会让步妥协,工会也会因无工资而作出妥协。因此笔者曾在87、88年建议:▲废除会费上限2%,使工会能够积累罢工基金;▲设定目标年度,第一年40%、第二年20%……到第五年实现完全无工资,以此作为过渡措施在政策上予以采纳。现在也不算晚,希望政策当局不要拘于非黑即白的逻辑,而应寻找可能的妥协点,制定具有一贯性的政策。
1993-06-30 | 서울경제
[投稿] 文人政府时代的劳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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