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间,我们为珠穆朗玛峰而心潮澎湃。直到1977年9月15日,终于让高相敦作为第一个韩国人把脚踏上8848米的极地,在此之前我们埋头于计划与准备,而在此结束之后,当全国上下都在以此为话题热议时,我们反倒忙于收尾善后,无暇他顾。 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正是主办那次1977韩国珠峰远征的大韩山岳联盟在京理事中的几位,除金永掉会长之外,其余人当时都没有直接参加远征,而是在后方度过了不亚于远征队员的繁忙日子。每个周末从不间断的登山也常常不得不放弃。偶尔跟着年轻队员参加训练登山,那也确实是训练,按照以组织为先的日程与雪冰和酷寒打交道,根本挤不出时间享受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清幽登山。 这样的念头在完成大事之后更为迫切。那时候不知谁的口中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照这样下去,连我的山都要忘掉了……”当然,“我的山”并非指某座特定的山,而是指我的登山方式,也就是与那种大型攀登不同的、亲亲密密地张罗照料而成的我们原本那种快乐的登山行为。 解开那份遗憾的,便是所刊登的这张照片。从左边数第一位是金聲振先生。如今他作为联盟副会长忙碌度日,但他是个欧洲阿尔卑斯迷,一年不去那里两三趟就浑身不自在。原本是首尔大学工学院的老校友,带领着一个单位山岳会,成为联盟理事后因精通德语,为大家提供了不少那边的文献。第二位是許昌成先生。说到山岳图书专业,没有人不知道他那家出版社的社长,他很早就以绳索把山绑进书里,是这方面的第一人,当年以铅字帮助了珠峰计划。他也是最早把所谓背包旅行引入国外旅行的带路人。 第三位是金祖顯老先生。他是从国内登山运动刚学步的年代起便带领和指导团体的元老登山家,在珠峰远征付诸实行的岁月里以副会长身份做后勤照应。他游泳和英语都很好,而他的英语尤以生活化著称。加之性情格外细致周到,当年拍拍年轻山人们的背给予鼓励的种种轶事至今仍流传不绝。然后就是笔者。或许是喜悦过甚,姿态散漫得格外显眼。 那天是10月,亦是佳月,在晴朗的秋空之下我们前往道峰山五峰。因为在拍照而没有出现在画面里的,还有格外痴迷攀岩的翻译家韓榮煥先生。尽管节距不长,但小巧精致的岩场着实令人愉快,把五处岩场全都走遍之后,坐上三峰乌纱岩眺望西海的一张张面孔上笑意满溢。还能看到金聲振先生的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像个活儿干完后歇口气的工匠。許昌成先生把帽檐反戴,一副地中海水手帽的打扮;把手搭在他肩上的金祖顯老先生头上也顶着一顶草帽。即便在山里也丝毫不减的他那与众不同的风雅就这样鲜活地留存着。 其实登山这件事,一旦被竞争或记录所束缚,其乐趣便减半。要远离功名心与他人的目光,自由却又有条理地把自己舒展开来,意义只在这份喜悦之中。它不是被人指使就能忍受下来的事。也没有奖金,没有掌声相随。只是回应自己内心的声音,谦卑却执着地尽享自己的自由。这并非瑞士人或尼泊尔人那样山岳国家的原住民所独有。它无非是人类对生命之发展执着地打上问号的、没有报偿的行为,别无其他。 拿出一张陈旧的照片,“登山是亲身习得自由的那个自由人可贵的高度。”这样一句话不经意间溜出口外。
[照片]与多年的山友一同登上道峰山五峰的笔者(右)。其后依次为金祖顯、許昌成、金聲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