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关注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源于一种信念:它与企业的经营业绩乃至价值,以及在总体上与经济效率密切相关。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以持股分散和所有与经营分离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特征,也存在因企业组织内在的代理人问题而使企业经营业绩和价值严重受损的一面。早在当年,Werlo与Means(1932)就曾警告,过度的所有权分散和专业经营人对企业的支配,会表现为私人消费、过度追求增长、构筑据点等经营者的非价值最大化行为。 日本或韩国的企业除具有所有权分散化和专业经营体制等典型的所有权结构特征之外,还具有财阀或企业集团的形成、相互持股等独特形态。这一现象除了作为企业扩张手段的一面之外,显然也与包括监督成本在内的代理人成本控制相关。 非价值最大化 与经营层持股在5%以内的企业占主流、专业经营人体制已确立的美国相比,韩国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尚未成熟到足以弥补这种所有权结构的程度。但近几年来,得益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政府促进企业公开上市的政策,所有权分散稳步推进。第一大股东1人与小额股东的持股比例,从1986年的27.71%、59.62%变为1990年的23.32%、66.23%。所有与经营的分离及促进所有权分散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常备菜单,舆论界和学界也在强调其必要性与正当性。如果把韩国企业的所有权形态看作代理人问题严重性的反证,那么有趣的是,这些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主张与其说是基于对企业价值或经营业绩关联性的理解,不如说是从所谓经济民主化或经营现代化的层面提出的。事实上,所有权结构问题主要是在分配正义、政经勾结、劳资矛盾、公害诱发等层面被讨论的。 考虑到所讨论的弊害实际上源于法律体系整备或执行不充分,以及对欧美式所有权分散—专业经营人体制下的企业经营已出现批评,这些主张应当重新审视。 要理解韩国企业理想的所有权结构,至少须先对三个疑问进行系统研究:在大股东直接参与经营的情况下,所有权分散与经营业绩或效率是何种关系;在所有与经营分离体制下,经营者的实质贡献是什么,对经营业绩有何影响;以及相互持股的作用是什么。本研究从代理人问题的视角对前两个问题作出实证性解答,并力图对其余问题获得部分启示。 对欧美式的批评 具体而言,本研究实证检验了在两种不同的所有—经营结构下,企业价值如何受持股分散的影响。研究明确验证出,在大股东直接参与经营的情形下,企业价值在持股20%以内随持股上升,在20%~25%区间则相反地下降,而在25%以上区间又反转上升,呈复合关系。企业价值随持股上升的区间,可如Jensen与Meckling(1976)所主张的那样,用所有—经营关系的利害一致来解释。相反地下降的区间,则被解释为支持所有经营者可能追求私人消费、过度追求增长、构筑据点等非价值最大化行为的经营者安于现状主义假说。考虑到在所有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上,传统企业理论与代理人理论、资本结构理论或企业并购市场理论常常主张相反或对立的因果关系与影响,且均被证明至少部分具有正当性,上述研究结果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安于现状主义的影响 本研究还验证出,在专业经营体制下企业价值随持股单调下降,同样被解释为安于现状主义的区间。这一结果可解释为,在专业经营人的实质权限或地位薄弱的情况下,相较于经营者的代理人问题,控股股东的安于现状主义倾向暴露得更为严重。通过相互持股在企业集团内部实现控制与监督的便利性抵消了经营者的代理人成本,同时也存在把专业经营人的存在本身用作对企业价值的积极信号的可能性。我们的研究结果部分提示了与Morck-Shleifer-Vishny(1988)类似的结构性转折点,但也确认了包括企业集团的存在、相互持股以及以大企业为主的金融惯例在内的韩国企业所有权结构特征与惯例,对企业价值—所有权结构关系的影响与美国不同。 从我们的研究中可得出的主要结论之一是,认为所有权分散将单方面改善企业经营的一般观念,至少从企业价值的角度看,可能是仓促的结论。这些研究结果对企业价值与所有权结构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但在若干方面也提出了今后应推进的若干研究课题。首先,需要有反映专业经营体制下经营者持股、与控股股东的关系、雇用契约特征的更精细的所有权结构持股资料加以补充支撑,同时看来还需对相互持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993-06-09 | 서울경제
[投稿] 所有权分散与企业价值 张大洪(翰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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