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兄。昨天我访问了被称为德国精神文化中心、古典文学圣地的魏玛。魏玛更因是德国首个文人政府魏玛共和国的成立之地而闻名。所以说,我造访魏玛并非出于文学好奇,而是为了追寻德国民主主义的足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爆发的德国革命废除了帝制,选择了共和制。次年1月9日举行的大选中选出的国民议会正是在魏玛市召开,选举埃贝特为总统(2月),并制定公布了新宪法(8月11日)。这就是著名的魏玛共和国——魏玛宪法。 K兄。魏玛宪法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宪法。也有人极力称赞它是近代宪法史上首次纳入所有权条款、生存权条款,堪称20世纪宪法的典范。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都曾援引魏玛宪法。大韩民国宪法也效仿了魏玛宪法。谁能想到这样的魏玛宪法竟成了为希特勒打开第三帝国大门的引路人。 K兄。在回味魏玛共和国兴衰之际,我忽然想起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则轶事。那是魏玛共和国初期,也就是1923年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就任总理前四五个月的事。 "德国经济学中心科隆大学出身的一位经济学者被提拔为经济阁僚。他难掩兴奋,去拜访学生时代的恩师,请教'经济政策的王道'。收到奇怪请求的老教授十分为难,过了许久,他递上三个写有简短内容的信封,叮嘱在工作遇到困难时依次打开。 这位经济阁僚一上任就遇到魏玛共和国初期通胀与失业的难题。他想起老教授,打开了他给的第一个信封。'把一切责任推给前任。' 信封里的信只写了这么一句。 恩师的教导显出神奇效力。批评声一时平息。但困难仍在继续。他再次打开恩师给的密封信。'怪报纸。'虽然靠怪报纸勉强脱离危机,但魏玛初期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不可能解决。不久他不得不打开最后一个信封。'写辞呈,安静地退下。'在他迟疑着未能写辞呈期间,内阁被全面改组。" 巧合的是,新上台的内阁正是著名的施特雷泽曼内阁。新总理不曾怪报纸,而是倾尽心力稳定马克,魏玛共和国由此迎来中间稳定期。 K兄。像德国人这样理性的人竟会批评前任、怪报纸,实在令人惊讶。我们习惯于责怪他人,正如"成事在我,败事在祖"的谚语;而理性主义已深入骨髓的西方人却极少责怪别人。 只是听说,在从政者之间,否定过去、批评前任的情况时有发生。奇怪的是,做事多、喜欢开创新局面的那类政治人物,最常怪前任。德国自不必说,美国、英国似乎也一样。威尔逊的新自由、罗斯福的新政、肯尼迪的新边疆、里根的里根经济学、克林顿的变革与改革等等,其出发点不都是从批评前任开始的吗。不过,在追求变革的同时确实也无法为前任辩护。 K兄。然而除了经济社会极度混乱的魏玛时代,怪报纸的事极少发生。为什么呢。德国人认为报纸是社会的镜子。社会明亮洁净,报纸映出的社会就明亮洁净。社会阴暗扭曲,报纸的版面就会显得阴暗。就连当今我国社会中成为大问题的伪媒体,在德国根本不成问题。因为社会太清澈干净,伪媒体无处立足。所以,怪报纸的人其实是在自言自语地承认自己有问题。可要说怪前任、怪报纸,韩国官僚无人能及。尤其是第五、第六共和国时期主导改革的势力,很爱怪报纸。所以他们今天似乎成了改革的对象。 K兄。此刻国内的改革想必正如火如荼。继承的遗产实在恶劣,改革也只能大干一场。对于韩国的改革,德国媒体也十分关注,并以非常肯定的视角加以观察。 K兄。唯一担心的是,不知改革主体之中是否也有人像第五、第六共和国时期那样怪报纸。正如魏玛共和国的经验所示,怪前任是改革的开始,怪报纸则意味着改革的终结。那是改革失败时出现的症候。怪报纸的声音一高,就说明改革进展不顺。那么,怪报纸的人不正是改革的对象吗。 【5月27日自魏玛延迟寄达】 朴炳润 <本社主笔>
1993-06-07 | 서울경제
[首经专栏] 怪祖先怪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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