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小学生在约20年后参观西方某家博物馆。看到摆放着测雨器,感到亲切,于是读了说明文。上面竟写着:“15世纪中国首次发明的世界最早的降雨量测量装置,此处展出的是1770年中国制造的测雨器的复制品。”看到这样的说明,那位韩国青年会有多么惊讶。这种事并非白日梦,而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虚拟现实。 5月十五日是世宗的生日。为纪念这一天,24日在首尔世宗文化会馆举行了纪念学术演讲会。在世宗纪念事业会主办的这一活动上,我就世宗时期的科学发展作了演讲。我强调了两点。一是以当时的天文计算法《七政算》为例,说明世宗时期的科学水平在当时处于世界最尖端的高水平;二是世宗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发明——我们的测雨器,被中国人强辩为是他们制造后送来的,这是件大事。 我为20年后的韩国青年担忧的,正是这一点。十多年前起,中国学者就在各类书籍中强词夺理地称测雨器是他们制造后送到朝鲜的。主张测雨器由中国制造并送来的唯一理由,是我们代表性的测雨器文物上标明其制作年代为“乾隆庚寅五月造”。“乾隆”是中国清朝的年号,当时的庚寅年指1770年。因使用清朝年号标明制作年代为1770年,便主张那必定是当时中国制造送给朝鲜的。这种强辩在北京出版的书与台湾出版的书中一样,在科学史著作与气象学史著作中也相同。然而只要是韩国人,立刻都知道这是强辩。 我国当时并未另立年号,而是直接使用中国年号。我们的测雨器上刻有中国年号正是因此。中国的历史记录中既无制造测雨器或类似器具测量降雨量的记载,中国也没有留下这样的文物。相反,世宗时期的实录中极为详尽地记录了测雨器如何制造、如何使用。 问题在于,中国学者没有人阅读我们的历史文献。恐怕今后更大的问题是:许多外国人学习汉语、中国历史,而研究韩国历史与文化的外国人相对少得多。中国人写的文章在世界广为传播,而我们写的文章在世界上少有人读。若放任不管,测雨器就会被摇身变成中国的发明而为世界学界所知,某一天西方某家博物馆里也可能展出“中国的发明品测雨器”。 看来应当发起“守护测雨器的国民运动”。应当用英语、汉语等外语多写关于测雨器的文章,也应展开科学史外交。要创造与中国学者会面的机会,指出他们的错误。此外,也应倾听那场演讲会上某位教授的评论。我们如今不把测雨器当作日常用语,而是把日本人造出的“雨量计”一词当作标准用语。他指出,即使日本称之为雨量计,我们也本应称之为测雨器。这话说得对。正因守护我们值得自豪的传统的努力不足,今天我们才又蒙受了意外的损失。不只是“雨量计”,我们周围充满了无数错误的日式用语,应当一个个改正。 从现在起,我们抛弃“雨量计”这一日式用语,重新开始使用世界上最古老的降雨量测量装置的原名“测雨器”,岂不是正确之举?况且它正是世宗在我国首次发明的民族科学之骄傲。纪念我们历史上最伟大君王世宗的捷径,也许正是驱逐“雨量计”、使用“测雨器”。
1993-05-30 | 서울경제
[星期日清晨] 我们的测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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