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5-15 | 崔元龍

通过经济负担引导抑制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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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定将首都圈集中抑制政策,由此前限制商业用建筑物等新建、扩建本身的物理性直接管制方式,转为允许建设但施加经济负担的间接管制方式。考虑到此前直接管制政策几乎未见实效,这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此前对建筑面积1万5000平方米(约4500坪)或2万5000平方米(约7600坪)以上大型商业用建筑物等的建设加以限制,结果只是催生大量中小规模建筑物,对抑制首都圈过密毫无助益,反而妨碍了首尔的国际都市化,这是政府当局也不否认的首都圈政策现实。特别是提交首都圈整备审议委员会的大型建筑物新建、扩建案有99%获得通过,只是拖延时间、引发民怨而已。 既然直接管制方式已达极限,如今通过对在首都圈选址所享受的便利施加经济负担来引导向地方分散,可以说正是“首都圈负担金”制度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但建设部决定年内实施的“首都圈负担金”制度,姑且不论其内容与政策效果,就其导入时机已经错失这一点而言,能否实现非常不明朗。 事实上,过密负担金制度在1984年制定“首都圈整备基本计划”、将首都圈划分为5个区域并着手物理性直接管制之时就已被提出。然而相关当局以抑制首都圈集中为名,只对“管制”上了瘾,结果制度导入推迟近10年,如今反而遭到舆论的强烈抵制。 “交通诱发负担金、环境改善负担金等类似的各种负担金制度已经导入并实施,如今又要收什么负担金”——这类否定性看法的出现,也可以说是建设部等相关当局自找的结果。 因此建设部与国土开发研究院将最初命名为“过密负担金”的名称,为与其他负担金制度区别开来,改以地区名而非目的命名为“首都圈负担金”,并将以负担金筹集的财源全部用于地方开发事业等,力图避开舆论箭矢的痕迹十分明显。 建设部首先将征收“首都圈负担金”的对象地区,设定为现行首都圈5个区域中人口与产业集中度严重的迁移促进、限制整备等2个区域。★参见图 但有人指出,考虑到今后可能出现对釜山、大邱等其他大城市也需征收此类过密负担金的必要性,“首都圈负担金”这一名称总显得有些不妥。 此外,将最初把首都圈负担金收益中约50%用于首都圈的方针作废,也是因为顾及其他将负担金财源投入改善该地区交通、环境问题的负担金制度。 与此同时,有人担忧“首都圈负担金”制度的副作用是负担金被转嫁到楼宇租金等之上,引发物价上涨。考虑到此前首尔等大城市地区生活物价飞涨引发全国性工资上涨,最终对制造业竞争力造成致命打击,这种副作用也难以轻易忽视。 另外,高达每坪57万韩元(征收率50%的情况)的沉重负担金,也不无引发税收抵制的可能。实际负担金规模为:若新建首尔三成洞贸易中心规模的建筑物需1000亿韩元,蚕室乐天世界950亿韩元,汝矣岛63大厦250亿韩元。 建设部决定采取在建筑许可时一次性征收“首都圈负担金”、于竣工检查时收取的方式,被解读为意在最大限度利用建筑主处于弱势地位的建筑审批过程来收取负担金。 尽管制度导入具有不可避免性,但由于上述问题,“首都圈负担金”在实际立法过程中预计将引发不少争议与摩擦。【崔元龙 记者】 [图表] 首都圈区域改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