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没有办得成的事,但也没有办不成的事。” 这句话初听略显不合理且矛盾,但对最近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而言,却显得十分真切。 与中国初次推进合作项目,或合资后在中国开展业务时,最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所有事情都不按规则办”。 经营工厂时,会突然断电,税金也会忽多忽少,政府的统计资料等则毫无可信度。更何况发生这类不合理的事情时也无处申诉。因此,初次在中国经商的人无不抱怨“没有办得成的事”。 然而当地企业的一致反应是,随着逐渐熟悉中国生活、略有了解之后,想法很快就会转变为“没有办不成的事”。 体验过中国的当地企业都表示,“在中国,法典读得再多也没用”“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人治国家”。意思就是变通余地很大。 1989年进入天津的眼镜镜片企业V社,就是善用中国这种恶劣条件而获得成功的案例。该公司在天津除两家工厂外,还开设了20多家代理店,最近甚至在谋求向中国其他省份拓展,成长持续不断。 该公司H社长表示:“乍看之下,中国的社会制度等似乎极不合理,但若善用这种变通余地,反而会成为有利条件。” 企业最常碰到的税金问题也是如此。据H社长说,1990年公司被征收了与营业收入相比高得离谱的税金,起初也觉得委屈,但还是如实缴纳了。然而在缴了大笔税金之后的次月,主管税务员却说“上个月已经交得很足,这个月只交这些就行”,征收的金额少得令人吃惊。 从中得到启发的H社长,再去其他官厅时也先表示一定程度的诚意,于是用水问题、电力问题、工厂扩建问题等都毫无阻碍地办成了。 如此,在中国所有问题都通过“协商”(?)解决。也就是说,纳税人通过与税务人员协商来确定税额。同样,各省收了税之后,在向中央政府上缴时也要协商。因此各省上缴中央政府的税额也没有固定原则。中国的统计自然也就不可能准确。 贸易惯例也一样。目前在中国,除政府规定的生活必需品、原材料、工业制品等品目外,其余一律禁止进口。但被禁止进口的品目却极其堂而皇之地越过中国国境进来。即所谓走私。 不过中国的走私与我们的概念不同。最典型的是汽车。汽车体积大,似乎不便走私,但却装在大型集装箱里公然进口。此外各省法规也不同。目前中国中央政府除军事、通信、海关、外交等六个重要部门外,其余一切都交由各省自治。因此各省的投资条件、规则等也略有差异。自治就有这么大的保障。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比我们更为先进。中国人即便只是一页统计资料,甚至是为业务介绍人或公司时,也必定要求报酬。 最近韩国H集团的一家皮革公司为进入中国,曾通过北京市的一名公务员获得介绍合作伙伴。该公务员要求2000元介绍费并已支付,但后来在最终阶段因中央政府方针变更,伙伴介绍落空。 理所当然,作为介绍费支付的2000元应当退还,但那名公务员称介绍所花费用,扣除1000元,只退了1000元。 然而要发挥这种变通,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对此,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北京贸易馆的李松先生指出:“左右所推进事务成败的最重要要素,是结识有影响力的人。” 由于近来的开放政策,见到中国官员时,他们的名片上通常写着三四种以上的职务。但名片上所写的市政府职务、企业社长之类的职位,事实上大多起不了大作用。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排序才是最重要的要素。举例来说,各市除一名市长外,还按职能设有多名副市长,其下又有部长、副部长等多个层级的职位,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党内排序有多高。当然,党内排序与市政府职位通常成正比,但并非如此的情况也很多。 因此,进驻当地的韩国企业相关人士毫不迟疑地表示:“为进入中国推进业务时,能结识多大影响力的人士才是成功的钥匙。” 不过,中国这种业务推进过程中的不合理性,被分析为其推进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因此当地相关人士认为,这类不合理会在开放与改革推进过程中自然得到整顿,故有人指出,以长远眼光灵活应对才是可取之道。 【北京=闵炳昊记者】 [照片] ◇中国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并存,以至于被说成“没有办得成的事,也没有办不成的事”。照片为最近进入青岛的大农棉纺工厂开工典礼场面。
1993-05-05 | 閔炳昊
现场报道 正确看待中国经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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