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成立以来,经济政策的调整幅度很大,变化速度也相当快,而这种政策改革是为了将所谓"新经济"这一蓝图付诸实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新经济的基本运行原理而提出的是"以国民的参与和创意取代政府的指示与控制",如果真正终结政府干预和介入的过去历史、尊重民间创意是新政府的本意,那么这样的时代绝对需要的正是竞争政策。 竞争政策是自由市场经济中应当遵守的经济活动基本秩序规范,因此只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各种管制盛行,竞争政策的立足空间就必然非常有限。然而随着政府管制逐渐消失、产业政策的作用确立为以强化我国企业技术竞争力为重点的方向,取代管制而在市场上矫正交易秩序、防止垄断寡头弊害的竞争政策的作用必然变得重要。因为没有管制的话,企业的属性就是限制竞争。 我国的竞争政策要发挥应有作用,有两项明确的发展课题。第一,过去治外法权领域太多,必须将其减至最低限度。过去我国的竞争法(即MRFTA)对政府投资机构及其子公司等广义上的公营企业部门,在法律适用上相当吝啬。公营企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而且大多在相应市场上拥有垄断寡头地位,因此防止其滥用行为、不公正交易行为是重要的竞争政策课题。作为产业的金融业,其在金融市场上频繁发生的共同行为、不公正交易行为等,也不能以限制竞争性为标准而排除在法律适用之外。除公营企业、金融之外,过去竞争法的治外法权地带还有很多,其中不能不提政府自身。政府不仅很有可能不断新设限制竞争的管制,而且政府自身的经济活动限制竞争的事例也很多,因此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公平交易精神成为重要课题。 第二,有些竞争政策课题过去较为忽视,但今后其重要性会增大。引入针对巨大垄断的原因管制方式、提高企业结合管制制度的实效性、强化对共同行为的法律运用、顺应国际化的竞争政策改革等,都属于这类课题。首先,引入原因管制是指对在国民经济上构成问题的巨大垄断,尽管范围非常有限,也要以制度化方式使企业分拆或撤回投资成为可能,应理解为对现有弊害管制的补充。此外,大企业集团对新闻、广播的企业结合行为,理应作为企业集团政策的一部分加以管制。禁止共同行为属于竞争政策的核心课题,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自律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型、各行业共同行为的监督和法律适用。特别是投标串通是采购部门的顽固弊病,是必须强化法律适用的领域。 以上发展课题属于以个别市场竞争为对象的狭义竞争政策。然而说我国产业组织的特征就在于大企业集团问题也不算夸张,大企业集团本身作为一个事业单位、竞争单位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只以个别市场中的个别企业为对象的竞争政策难免有局限。因此我国所谓的产业组织政策应当涵盖竞争政策和企业集团政策。 企业集团政策的主要关注事项,可以说是被"经济力集中"这一含糊表述所称的经济现象的各个方面,其适用对象当然是大企业集团。过去的企业集团政策侧重于抑制财阀的外形扩张,但对此提出了很多批评。财阀的企业活动也应像一般企业那样自由,而自由的企业活动应加强竞争法的适用,这一简单逻辑比什么都重要。例如,比政府主导型的行业专业化,通过产业整体竞争化实现的专业化更为可取。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在今后成长过程中要具备成熟企业的形态,还面临所有权分散、融资方式改善、支配与经营结构先进化等发展课题,政府为此进行的制度改革本身就具有正当性。 对于行业多元化,政府一直同时采取了出资管制、贷款管理等管制多元化总量能力的政策,以及按各产业或各企业集团微观管制多元化的政策。首先,前者以我国经济的条件立即废除会带来很多问题,而出资管制与所有权集中关联性大,因此有必要继续维持。但微观的多元化管制,从将企业活动的决策交给企业的层面出发,今后应尽可能避免。
1993-05-05 | 서울경제
新竞争政策的角色 刘承旻(韩国开发研究院研究委员)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