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4-29 | 서울경제

“公职人员听证制度的引入”主题发言<要旨>朴东绪<行政革新委员长 首尔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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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讨引入公务员人事听证会制度”为主题的讨论会,将于29日在韩国新闻中心由亚洲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李长熙,韩国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主办举行。 近期出任总统特别咨询机构行政革新委员长的首尔大学行政大学院教授朴东绪,当天将以“公职人员听证会制度的引入”为题作主题发表,介绍并说明公务员人事(同意)听证会,并探讨引入的必要性。 作为讨论者出席的韩国日报论说委员郑璟喜指出,目前我国国务总理制度的由来及其运作本身就带有非民主、不公开的因素,主张改善由总统指名任用、且对阁员没有人事权的现行国务总理制。 郑委员还预测:“如果通过人事听证会等公开程序任用长官、次官等高级公务员,军队晋升人事腐败等各种人事方面的杂音与不正之风将有可能消失。” 以下为朴东绪教授主题发表内容要旨。 我们在宪法上具备权力分立体制,但三权之中行政权强大是现实。超越先进民主国家普遍现象“行政国家”这一概念,我国行政权更为强大、滥用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这种强大的权力集中于上层。 新政府在国民期待中带着改革意愿起步,但初期高级职位任用上出现若干问题后,作为纠正对策之一提出的便是人事(同意)听证会。 无论古今中外,在政府各高级职位上任用适格者都是极为困难的事。 就我国而言,近来任命权者先由多人推荐或自行拟定人物名册,在打算任命其中某人担任特定职位时,通过相关调查机关收集并提供各种个人资料,视情况还利用媒体机构了解社会评价。经过这一过程判断为适格者后,需要同意的少数特定职位须经此程序,而不需要的大多数情形则直接进入任命程序。 金泳三总统公布新的长官职与秘书班子任用后,在理念、道德、信念、能力、经历、性格方面出现了问题,金总统也承认失误并立即重新履行任命程序,在此过程中,作为今后减少失误的制度性装置之一,引入美国式听证会制度被提了出来。 在任用高级公务员时,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会经过同意或同意听证会等严格程序,而像英国这样的内阁责任制国家则不经过。原因之一在于内阁责任制下行政权与立法权实际上并未分立,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加以制衡的必要性较小。 美国方面,须经参议院同意的对象在宪法上为大使、阁员、领事、大法官及其他依法规定的人物,但其后数量激增,1935~36年为2万2487人,到1979~80年竟增至15万4797人。 但其中99%属形式性通过,即便经过自1868年开始的听证会,近来(过去30年间)正式被拒绝同意的情形几乎没有。原因在于在选定同意对象之前相关人员已经协商后选定提交,且在提出同意请求后若可能性渺茫便事先撤回。 特别之处在于,长官被视为总统固有权限,同意最为宽松;而次官带有通过分赃制进行补偿的性质,尽管事先与国会干部协商,被拒绝同意的情形却多于长官。 我国建国后虽有同意制度,但对象人数极少,听证会不是为同意而设,而是为调查而设,第13届国会首次举行听证会,显示出甚至对国会议员进行评价的功能,起到了提高议员履职诚实性的作用。 我国尤其是行政权在三权中不均衡地强大,同时由于民主化不充分,其私人性、党派性滥用至今严重,因此对其加以制衡极为紧要。 因此,有必要通过国会内在野党的积极参与,给予少数派在野党利用听证会积极制衡的机会。 为了防止人事权者因对“人事是机密”这句话的错误扩大解释而不断犯错,我认为获得他人、第三方评论、质询与检验的机会极为紧要。 因此,我国宜纠正以往仅对少数职位实行同意制的做法,逐步引入听证会制度。 特别是重要的权力职位,例如检察、警察、法官、安全企划部、军队干部、税务职、人事负责职,若通过听证会任命,将打开民主化、小政府、扫除贪腐之路,并使这种理想状态得以持续,我对此深信不疑。 鉴于做事的不是组织或金钱本身,而是具有能动性、独立变量性质的人这一公认理论,我希望对少数权力职位,能够结合我国实情逐步引入人事听证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