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4-03 | 卓成万,韓光熙

[元老说] <59> “物价守护者韩国银行总裁应由国会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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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尚荣 前韩国银行副总裁 ·1914年11月26日生于丽水 ·33年釜山第二商业学校毕业 ·33年进入朝鲜银行 ·53年韩国银行调查部长 ·54年兴业银行常务董事 ·58年韩国银行副总裁 ·62年最高会议财经咨询委员 年谱 ·65年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任副会长 ·71年第8届国会议员(丽水·共和党) ·71年丽商学园理事长 ·73年第9届国会议员(丽水·光阳丽川·共和党) ·73年产业政策研究所理事长 (著)《未来的赞歌》《民族的车轮》《金尚荣论文集·十年》 (译)《日本·中国·韩国产业技术比较》《白宫的秘密》《在新创新时代生存之道》《美元变成废纸之日》等

“非实名制意味着地下经济。把它暴露到正规金融体系之中,这就是实名制。先说结论,实名制越早实施越好。” 这位元老斥责政府优柔寡断的清亮嗓音继续响起。 “既然要做革命性的工作,巨大的副作用和摩擦本来就无法避免。不能因为害怕这些就退缩。实名制如今是一步都不能退让的大选承诺,也是对全体国民的庄严宣言。若实在有所顾虑,也可分金融、证券、综合课税三个阶段实施,但我认为并没有必要非走这些过程。因为只要为潜藏的地下经济打通出路,它就能不受损失、堂堂正正地享有收益。而且既然已说不追问资金来源,那还有什么隐藏的理由和必要呢。” 早年遍历金融界、财界、政界与研究团体,在后辈心中留下气度宏大、豁达开朗而又是“极其拼命的工作狂”这一强烈印象的一蕉金尚荣翁(80岁)。 经营产政研二十年 实际上,他从釜山第二公立商业学校(现釜山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朝鲜银行(韩国银行前身),一直做到韩国银行副总裁,积累了作为银行家的辉煌经历;但后来一度比起金融人士,他更以农村经济专家闻名,担任经济人协会常勤副会长时又被视为干练的财界人士,再度踏入政界后则被誉为国会内首屈一指的财经通、备受期待的政治家——他身边的人转述说,这一切都源于世人难以想象的刻苦努力。 入行初期在朝鲜银行釜山支行工作时,一位以极为苛刻挑剔闻名的日本上司曾咂舌说“金尚荣一个人干五十个人的活”,这段轶事至今仍是他难以忘怀的回忆。 他常常对自己立誓“一生都要以现役身份终了,因此要工作到死,到了阴间也要工作”。记者在他位于钟路区云泥洞98-78(花园大厦1602号)的产政研(韩国产业政策研究所)办公室与他会面。 ——您经营这家研究所已相当长时间,产政研是何时、如何创办的? “我在担任第9届国会议员的1973年创办,到今年正好20周年。创办以来从未得到政府任何补助,艰难地维持到今天,但创办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做一个读书学习的国会议员、有真才实学的国会议员。从第8届开始,在执政的共和党内,不仅经济问题,连韩日议员联盟委员会的事务几乎都由我一人承担,于是觉得非得更多学习不可。” ——听说您最近参加了日本经营者大会。当地经济界和学界人士最关心的是什么? “果然还是经济问题。现在日本贸易顺差超过1200亿美元,经常项目收支也大致如此。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有顺差国就必然有逆差国。然而在世界各国之中,只有日本一枝独秀,这绝不是好现象;国际收支不可能一直那样顺差,而日本经济却处于萧条,如何改善这一点,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您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唯独日本经济产生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的背景何在?这种顺差态势又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认为短期内会继续。原因是其他国家都不行。相对而言只能维持更久。那么顺差如此之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出口多,但另一方面进口少,顺差幅度自然成倍扩大。所谓《广场协议》当时,日本汇率为1美元兑247日元。当时美方推测,只要日本升到200日元就会举手投降。换言之,美国把日本的国际竞争力评估在200日元左右,匆忙推动汇率调整,但日本反而为强化竞争力,把产业政策改组为高附加值的多品种少量生产体制,克服了日元升值带来的萧条。日本各银行也以金融宽松政策助力竞争力强化。后来这成了泡沫的起因,但不管怎样,即便日元汇率升到120日元,竞争力依然旺盛,如今日本各企业的内部核算汇率约为111日元。我认为问题在于日本人的体质。在泡沫景气持续之中仍能承受下来,是因为越困难越少消费、反而多储蓄这种深入身体的生活习性。两次石油危机时我们又如何?不是为抢购之类闹得沸沸扬扬吗。而他们却把进口减半、节衣缩食,开发节能技术提高出口竞争力,并致力于进一步增加储蓄。我们应当以此为他山之石。” 必须勒紧腰带 ——中国经济如何?您认为邓小平之后还会维持目前这样的发展速度吗? “我认为会照此进行。估计走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需20~30年,但绝不会后退。一言以蔽之,中国是恐龙。丰富的天然资源、庞大的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尤其是低廉且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按目前趋势,有预测认为到2005年将追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未来学家们也一致认为,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不久前世界银行以92年为基准发布的东亚及太平洋沿岸国家经济水平报告显示,我国未能进入发达国家,被划为中等发达国家上位集团。80年代中期以后与我们一同被称为“四小龙”的台湾、香港、新加坡进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行列,而我们却与属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泰国、马来西亚一起被贴上“亚洲三只老虎”的新标签。您认为要重新成为龙、一飞升天,对策是什么? “刚才也稍微提到,我认为全体国民节约与储蓄必须优先于一切。特别是政界等领导阶层要在这方面带头。而且这段时间对技术开发太过疏忽了。哪怕从现在起,也应警醒地认识到我们进行的不是单纯的经济战争,而是技术战争。发达国家不愿给我们技术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把我国视为回飞镖现象最快的国家。这也说明我们拥有消化技术的力量和能力。 尽管如此,一直被懈怠的正是高端产业开发。发达国家在前面奔跑,邻近的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变身为威胁我们的巨大恐龙,这就是我们如今所处的境地。我认为必须以果断投资致力于技术开发。” 应对技术战争 ——您这些年留下了多部著作。平时想必喜欢写作吧? “从性格上看似乎有点如此,最近我所做的工作也是这样。” ——您出生于全南丽水,早期求学却在釜山。 “其实是因为当时在首尔以南地区,商业学校中釜山商业最好。首尔的善邻商业太远,所以就到釜山去念书了。” ——毕业后是否马上报考了朝鲜银行? “那时正值世界大萧条,非常艰难。所以才选了商业学校。总之89名毕业生中没有一人升学,其中一人进了殖产银行,还有我进了朝鲜银行,只有两人找到工作。报考朝鲜银行的有4名优等生,只有我考上了。那在当时是话题,也是件值得自豪的事。” ——您一度也进入政界,担任过第8、9届两届议员。请问您踏入政界的背景,以及中途放弃的原因是什么? “来由说起来有点长。我任韩国银行副总裁时发生了5·16,之后我曾担任最高会议专门委员两年。因这层关系,在移交民政之际,关于我的去处,产业银行总裁还是农协会长,议论纷纷,结果因某些政治人物想安插自己人的把戏而作罢。于是我为了散心出国长期旅行,6个月后回国,进的地方是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勤副会长一职。就这样过了5年左右,不料某位职员挪用公款的事件爆发,我处于必须担责的境地;恰好当时家乡丽水·丽川地区分区,于是决意参选。虽然此前已三次从朴正熙总统那里得到担任下任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的暗示,但我改变方针决定从政。我随即去找当时的共和党议长白南檍谈了此事,他问“是在釜山吗”,我说“丽水”,他大吃一惊,说要带我去向总统问候。那天是最后受理日12月30日。 在“野党之都”丽水当选 起初朴总统因为与我有副总理的约定,带着疑惑反复问“那是真的吗”,后来还打电话到我家说“好好干吧”。第二天我就踏上了阔别42年的归乡之路。在极其强势的在野党城市,甚至连共和党有没有管理处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法定选举费用3000万韩元该花在哪里,就那样参选并艰难当选;当选后我奔走时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收过一分钱,可在第10届公认中却落选了。原因是当时参加高丽大学学运的儿子(星坤·42岁·现为大学教授)因某校内事件被认定为主谋而被逮捕。总统每次开会都对其他议员说“要像金尚荣议员那样学习”,结果没能修身齐家竟成了落选的理由。” ——您对新政府想必有不少想要嘱托的话。 “很多。开头已谈到实名制问题,但首先听说要修订家庭礼仪相关法律,那就得先说说这件事。当然,把给国民生活带来不便的各种行政管制按现实加以放宽,这个宗旨并非不能理解,但问题是,当初不惜以法律规定来导出理想模式的立法宗旨,如今依然有效。本来婚丧喜庆时的虚礼浮夸,其程度已胜过制定家庭礼仪准则的当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放宽,简直不成话。我倒想嘱托的是,应加强管制,使之得到更严格的遵守。 应让票据贴现更便利 第二是中小企业问题。金泳三总统前两天嘱托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付款结算不要超过60日,但我认为首要课题是消除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蛮横。另外,以担保为主的商业票据(贴现票据)也宜改为以信用为主。我认为只要确认信用,中央银行再贴现即使做到100%也无妨。增值税也是个问题。政府内部有人自评说这是成功政策之一,但并非如此。在信用秩序落后的环境下,尤其在连收据都无法互相授受的状态下强行实施的增值税,使物价一时暴涨四成以上,我国国民因此变成了高血压体质。同样,减免税特别税法也是不必要的税法。因为它包含产生政经勾结的土壤。除此之外,物价稳定、根除社会不正之风、汉字教育等想嘱托的话还有很多,这里就省略了,只是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我不能不再补充一句。 虽然举外国例子不太妥当,但以美国FRB(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例,即便政权更迭也照旧在任。不是因为我出身韩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是物价与货币稳定的绝对守护者。因此,哪怕是为了让其承担全部责任,我认为把中央银行总裁的任免权交给国会更为合理。”

文 卓成万 次长 摄影 韩光熙 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