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已习惯于被称作“远东”或“第三世界”。这类称呼让我们感到,在国际社会中我们因政治与文化上的优劣之分而被挤到了边缘的某个位置。那么,为什么我们总要是“东方”,总要是“第三”的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在国际社会中永远作为“他者”而存在? 当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时,我们其实已经参与到爱德华·萨义德的问题意识之中。那正是他作为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度过少年时期、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一名“东方人”,在《东方主义》中提出的问题意识的出发点。他在这本书中无可辩驳地揭露了西方——即欧洲与美国——极其精巧地操纵出来的对Tongyang的认知充满偏见与谬误,并使人认识到“Tongyang”这一词语本身不仅是地理区分,更作为文化实体乃至政治实体在现实中发挥作用。 按萨义德所言,“东方(Tongyang)”事实上只是在欧洲人头脑中被操纵出来的“被建构的实体”。东方主义正是西方对Tongyang的想法、与Tongyang发生关联的方式。在欧洲人心中,Tongyang被反复塑造为永恒的他人形象。这有助于欧洲(西方)以与Tongyang形成对照的形象、观念、性格与经验来界定自身。 然而,东方主义并非作为原原本本理解Tongyang的单纯概念,而是作为在文化上或意识形态上具有某种面貌的话语被表述出来。西方与Tongyang之间的关系牵涉权力与支配等种种复杂的霸权,因此作为文化霸权作用结果的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处置Tongyang——也就是支配、重构并施以威压——的一种风格。 东方主义大体上也是反映18世纪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者思维的词语,如今它虽已不再作为过去那种公然殖民化的对象而存续,但在试图理解Tongyang的种种努力与研究中,通过残留有此类遗迹的学说,它依然作为学问而存活。在东方主义的霸权已由英国、法国转移到美国的今天,由被称为东方主义者的一群学者再生产出来的东方主义,既是一套知识体系,同时也作为与政治结合的现实力量发挥作用。加之在拥有全球网络的媒体与广告以及电影世界中,东方主义的固定观念已具备足以作为一种实体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 身为人文学者兼文学批评家的萨义德在分析东方主义时有几个主要的出发点。其一,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针对阿拉伯世界的偏见所作的严厉批判。他主要通过分析描写Tongyang的诗人、艺术家与学者共同使用的修辞,对东方主义施以批判。另一个则是他高度依赖的葛兰西与福柯的理论——他从前者借来霸权概念,从后者借来表象概念与知识·权力概念,从而有效地剖析东方主义。尤其福柯的影响是绝对的,他的东方主义分析即是话语分析。他明确指出,在文化内部流通的大多不是真实而是表象,而作为表象源头的知识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这样看来,他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并不止于对某一思想或倾向的批判,而是要求一种在今日人文·社会科学中堪称表象危机的认识转变。 他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对我们有何启示?那便是如他所指出的“现代的Tongyang正参与把自身东方化”,是对已习惯于承认自己是某种被对象化的“东方之物”的那种安逸的批判。经由20世纪前期自认为与“Tongyang”不同、属于“西方”的日本传入,并在“西方=先进的·近代的”、“Tongyang=落后的·前近代的”这种经济增长主义逻辑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内部的东方主义,必须予以克服;而正如萨义德所说,其答案显然不是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 ◇国内译本:Kyobo Book Centre出版 书评:李起豪(圣洁教神学大学讲师·政治学) [照片]◇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 ▲出生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人文学者、文学批评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学教授、巴勒斯坦国民会议议员 ▲代表著作:《文学与社会》(1978)《东方主义》(1978)《巴勒斯坦民众的面貌》(1983)
1993-03-23 | 서울경제
[名著十分钟]爱德华·萨义德著《东方学》 揭露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与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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