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泳三政府成立以来,人们见面时都把“七日长官”们的事当作话题。从是靠什么关系进入那个位置,到那位长官手提包的价格,再到逃税推算金额及相应刑期,话题没有尽头。有人说“几十亿资产似乎是当长官的条件”,也有人说“我们没有财产,只能放弃进入长官行列的梦想”。 对造就“七日长官”的总统,解释也众说纷纭。既有认为总统改革意志由此可见十分明确的肯定性解释,也有认为过于即兴、令人不安的否定性解释。 然而明确的是,“七日长官事件”恰恰把韩国病的面貌展现得太过清楚。第一,它极为鲜明地显示出存在着特权意识入骨、言行严重不一的社会领导层。第二,部分医生、部分律师等自由专业从业者的不道德,被他们自己原原本本地暴露出来。 “那也算犯罪吗”和“只有我这样吗”的发言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并未显示出自觉到自己身处不道德会成为问题的责任性位置。 这一事件中没有专业官僚出身者牵涉其中,反倒是幸事。 在韩国,官僚的人数比其他群体多得多,但升上长官位置的大多是政治人物或社会名流。此次事件的主角不是官僚,而是政治人物和律师。从以往经验看,在我们社会中犯下大型不正之事的,是部分贪婪的政治家、部分政治军人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官僚作为事件的下手者而被牺牲的例子很多。尽管如此,每逢政权更替,我们就像按公式一样把公务员往肃清腐败上驱赶。金泳三政府似乎也不例外。前总统卢泰愚在候选人时期曾高声承诺改善公务员待遇,但那一承诺似乎并未兑现。 大多数公务员和劳动者在微薄薪俸下仍努力工作。如果真正希望改革,就应大胆朝优待公务员的方向走。所谓待遇,并不仅指薪俸。对公务员而言,经济待遇的改善固然重要,但他们似乎更希望公正的人事政策。 某个部门里某地的某人有权势、谁在布局,这类说法似乎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久前从某篇报纸报道中可以确认,政府各部门主要部门的局长全部由特定地区出身者占据。我认为,大胆打破偏重特定地区与特定人物的人事惯例框架、实行公正人事,是改革的第一项工作。腐败往往与私情和人脉相连。仅实现公务员人事的公正,公务员士气就会提升,不正之风也会减少。不应出现“虽说是改革人事,但看结果只是人名从北道人换成了南道人”这样的说法。曾在上道洞金总统本宅一同起居的上道洞人士此次一同进入青瓦台,对其中几人而言尚可理解,反而听起来像一段温情的故事。但绝不应过分越出这一范围,再次出现特定地区、特定出身者独占特定位置的恶性循环。 金泳三政府的改革,应从以国民支持为基础、营造公务员能够干劲十足地工作的氛围开始。一般评价认为,这些年优秀的智囊群体固然努力工作,但韩国经济发展若没有汗流浃背、默默工作的劳动者和抱着使命感工作的公务员,连如今这份家业也无法实现。如今也需要振奋劳动者的士气,并营造官僚能够干劲十足工作的氛围。韩国人一旦来了劲,不仅会分担痛苦,还会替别人承担痛苦。 过去为了救活农村,连水田旱田都让出来作道路用地的人,正是我们的国民。
1993-03-14 | 서울경제
[周日晨间] 七日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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