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谈起韩国银行的独立性,总有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 这位主角就是今年七十七岁的守斋闵丙焘先生。因为在其担任韩国银行总裁期间,当威势逼人的军事政府要求向陷入证券风波的证券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时,他不仅予以拒绝,还带头反对将银行监督院从韩国银行剥离的举措,最终递上辞呈。正是凭着这种对中央银行与众不同的热爱与执着,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仍是受到后辈金融人士尊敬的“韩银人”。 1939年他自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朝鲜银行,此后一路顺畅,到1962年即入行23年时出任韩国银行总裁。他一度离开本家,在朝兴银行历任常务、专务,在商业银行也做过专务,后又回到韩国银行短暂担任首席副总裁,还曾出任第一银行行长。他不仅作为金融人士成功,转型为企业家也很成功。比起过去的“总裁”,如今“会长”或“理事长”的称呼更为通行。 转型为旅游业重镇 出身名门闵氏家族,他曾有一段时间致力于重建旧闵氏财阀,担任培花、徽文等育英财团理事长,并创办乙酉文化社任社长。特别是祖父闵泳徽先生创办的徽文高中,他已担任理事长50年。 目前他兼任韩国银行顾问、韩银同友会会长、徽文义塾理事长、京春观光理事长、凯悦酒店法人首尔美拉玛观光股份公司会长等职,其中京春观光已将经营权交给长子,他自己则全力投入酒店经营。他每周也会去徽文高中两三次,与学生们一起度过午后时光。 ——您从昔日著名的银行家,如今转为旅游业界的重要人物,怎么样,旅游业值得做吗? “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行业。银行,尤其是中央银行,因为与政府的关系非常不容易,而旅游业就像综合艺术。需要高度的专业诀窍,必须始终走在前沿,否则马上就会衰落,这就是这个行业。与日本人合作的凯悦酒店幸好业绩(经营)也好,所以也有乐趣。” ——您一直只忙于事业吗?爱好之类的…… “抽空会去我自己拥有的南怡岛享受森林浴,每月一次参加由韩国银行总裁出身者组成的韩友会,讨论、闲谈,消磨时间。” ——您离开银行后立刻投身旅游业,有什么特别的契机或动机吗? “我离开银行时51岁,退休太早,所以起初想去乡下务农。于是买下了南怡岛14万坪。买下后立即开始种树,渐渐觉得应该发展为旅游地,于是着手设立了京春观光。” 阻止银行监督院分离 ——您以韩国银行总裁一职结束了金融界生涯,当时为何辞职? “我是在革命之后的1962年5月26日就任总裁的,任期只比一年多几天,时间虽短,但说是苦难连续也不夸张。第一件就是证券风波。那是我正面反对政府试图通过证券筹集资金意图的事件。前任总裁刘彰顺先生也曾反对,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你们搞军事革命时,不是为了救国吗?如果只听财务部的话,无视韩国银行和金融货币委员会,凭一时热情用政治手段左右金融,这个国家就会灭亡。’接下来是财务部为把银行监督院移交政府而处理韩国银行法修改问题的时候,这同样是关乎韩银总裁进退的重大事件,我反对到最后并获得贯彻。但成为辞职决定性原因的事件是意、法渔业借款问题。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为1.2亿美元,国民收入不足100美元,出口总额也不到1亿美元,仅5400万美元,在那种情况下,政府未与中央银行商量一句,就擅自与法国、意大利签订了相当于1.6亿美元的渔业借款合约。听到消息后我大发雷霆,金显哲总理便叫我去参加内阁会议。我去了。去后当场说明目前经济状况如此如此,只要我还是韩银总裁就反对这项合约,说完便退席。政府的立场自然为难。而且只要我在,执行也困难,于是就受理了我此前已提交的辞呈。结果外汇状况因此大为恶化,这自不必说。” ——那段时间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 军政时期,金融的苦难期 “证券风波也是如此,货币改革时,名义上是中央银行总裁的我完全是个机器人。有一天朴正熙总统叫我去,去了之后说要去会议室。那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决定进行货币改革,采取的是单方面通告的形式。于是我去找作为朋友的财务部长(千炳圭),抗议说以我的名义发行的货币改革,怎么能不让我知道就做。千部长却说‘为了减轻你的烦恼,才没告诉你’,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当时一切都是军队式的。” ——毕竟您出身金融界,想必对金融界的动向不能不关注。对最近银行的股东大会和高管选任等人事,您有何感想? “比以前稍微自律化了一些,也许因此,虽不充分,但我认为显现出了一些改善的迹象。银行理应不受官方干涉而交由民间,我期待以这次新政权上台为契机会有所改变。” ——对近来成为批评焦点的银行返存贷款、贷款佣金问题,您怎么看? “当然不可能正常。但即使政府再三强调禁止返存,也无法执行,原因是银行也是做生意,为提高收入什么都得做,返存可以说正是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个侧面。银行目前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既无经验也无历练,学习也不够。今后要走向国际社会,金融界自身必须更多学习和反省。外国银行业绩多好啊。没有政治介入,可以按自己的算盘投资,不可能做不好。也就是说,这是被到处逼着放钱的我们的银行,与完全没有政治性金融的他们之间的差别吧。” ——现在似乎可以说,我们也随着新政府上台迎来了金融产业的开放化、自律化时代。由此金融人士应持何种姿态? “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应对自律经济的研究与知识积累。当然要更加努力学习金融。” ——对金融产业改革,您有什么建议吗? “在不清楚政府方案的情况下,我认为还不到我发言的阶段。借此机会想强调的是,有人似乎主张应把韩国银行从政府完全分离,但我不能赞成。作为中央银行要守住独立性,但应始终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互相弥补和帮助解决困难而痛苦的问题。中央银行方面没有动静,企划院长官或财务部长却擅自对利率问题指手画脚,这种荒唐现象现在应该消失。最荒谬的是,韩国银行的首要使命是稳定货币价值,在那样的结构中怎么可能完成使命?这类事情必须事先与韩银总裁商量后才能做。要注意,无论哪个国家,中央银行行长都与财务部长同级。曾经美国杜鲁门总统在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相当于中央银行总裁)在场时提出利率问题,因被银行总裁拒绝而撤回,这一佳话很有名。另外,二战时期的德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博士,面对野心勃勃的希特勒毫无原则的要钱请求,以‘照这样下去德意志联邦会灭亡’为由拒绝,被求处死刑后服刑七八年出狱,中央银行总裁就应有那样的见识与信念。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赵淳总裁,我认为做得不错。” 凡事切忌急躁 ——去年我国经济出现了潜在增长率低于7%的急速放缓现象。尽管第四季度以后景气小幅回升,但也有人指出,除非企业投资意愿复活、出口竞争力恢复,我国经济的困难将更加加深。您怎么看? “韩国银行的评价是比去年稍有好转,但问题在于政府发展民主金融、民主经济的意志。其中尤以以韩国银行为中心实现物价稳定为先决课题。我相信这次新政府上台的机会将成为‘再生韩国飞跃’的起点。但即使总统再想做好,国民不配合也不可能。要认识到某种竞争状态,彼此协作。那样一定能重新站起来。过大的期待、急于求成是大忌。外国人来我国最先学的话是‘快点快点’和‘没关系’。在完美主义的他们看来,快点快点、没关系,听起来自然就是马马虎虎。坐电梯连几秒钟都等不了就按按钮的,只有韩国人。对总统来说,今后只要实现竞选承诺的70%就是大成功。” ——在会长看来,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走向民主经济、民主金融最快的捷径是什么? “我认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经济政策缺乏一贯性。例如在国外,中央银行总裁的任期最少7年到10年。我们任期是4年,实际却不满2年。其他经济官僚也一样。至少应在那个位置上待4至5年。否则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不可能实现。另外,只有当所有管制放宽时,才能期待民主经济的发展。” 应延长总裁任期 ——作为企业家之一,您想对新政府有所嘱托吧。 “我希望总统能守法守秩序。理由很简单。上游水清,下游自然也清。前不久我去台湾,看到那里的总统去高尔夫球场,因为没预约到就那样回去了,不知有多感动。当然球场方面和下属想要通融处理,但他谢绝了。不管那是姿态还是什么,多么精彩的场面。总统一出门就像过去国王出巡一样大张旗鼓,与我们形成太强烈的对照。我们也应形成那样的社会风气。还有一点,因为我还担任韩国银行顾问所以要说,就是要保障中央银行的自律性,使其能完成自身使命。同时新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听取中央银行总裁的意见。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制衡政府政策,阻止不合理的政策推进。” ——金融界自身应改善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前面也稍微提到过,我们的金融人士一直安居于温室之中,国际竞争力大大落后,令人担忧。我认为,若不放宽视野、更多学习以应对国际化时代,今后将难以生存。” ——有没有您平时怀抱的愿望? “借此机会有一句话一定要说。是关于国立墓地的,为什么我国只有政治家或军人才能葬在那里呢?我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功,文人、艺术家、科学家也理应安葬在那里。法国等先进国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希望新政府一定要推行这件事。”
年表 ·1916年1月16日 生于首尔 ·1938年 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 ·1939年 进入朝鲜银行 ·1942年 培花财团理事长 ·1945年 乙酉文化社社长 ·1945年 徽文义塾理事长 ·1952年 朝兴银行常务 ·1959年 商业银行专务 ·1961年 韩国银行首席副总裁 ·1961年 第一银行行长 ·1962年 韩国银行总裁 ·1964年 汉阳观光股份公司代表理事 ·1966年 京春观光开发股份公司代表理事 ·1979年 首尔美拉玛观光股份公司会长 ·1988年 同凯悦酒店会长 ·1993年 现任韩国银行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