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从“非”比较优势论的新贸易理论来看,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谈判参加国的重商主义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便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各国据此提出论据:与无条件追求自由贸易相比,依据本国及贸易伙伴国产业的特性和市场规模等外部经济性是否存在,至少从局部均衡的视角看,政府干预有可能是优于自由贸易的政策。 尽管如此,仍不得不强调,不能因为自由贸易政策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可能并非最优选择,就将其抛弃并使政府干预正当化,这是非常困难的。理由首先在于,如前所述,特定产业所处的状态究竟能用何种模型来解释并不确定,因此在过半情形下,对“应选择何种政策”这一提问实际上无法作答。此外,在不完全竞争程度并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也不会与最优状态相差太远。因此,若以不准确的信息为基础实施特定政策,必须考虑随之而来的相当大的风险与成本。 结论是,即便隐含积极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其背景可在一定程度上由新市场理论加以解释,但在现实中要赋予其正当性极为困难。因此,迄今在较为战略性的政策目标下推行的我国贸易政策,今后也有必要在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准确、客观的信息基础上重新评估,并最终应朝着忠实于自由贸易主义的方向推进。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所显现的各国重商主义谈判行为,也难以相信是基于何种理论正当性而采取的,只能判断其实质上是依本国产业及贸易结构代表生产者利益。因此,多边贸易体制有必要被视为通过认识“囚徒困境”来驯化各国重商主义态度的体系。就这一点而言,将当今的贸易秩序描述为“启蒙的重商主义”实在是恰当的。 60年代中期以后随经济力量多极化而推进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弱化,在谈判问题上极有可能导致双边压力的增大与单边主义的扩大。因此,我国为应对此类保护主义及通商压力,有必要努力维持多边谈判渠道,并与处境与我国相似的国家联合。
1993-03-03 | 서울경제
[经济讲堂] <43> 新国际贸易秩序④ 韩弘烈 KIEP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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