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首尔南山山腰缓步而上,那里孤零零地立着民族诗人素月的诗碑,碑上清晰地刻着他的代表诗作《山有花》,令观者心弦震颤。 “山中花儿开,花儿开,无论秋春夏,花儿都盛开”。 吟诵这首诗时,还会自然浮现另一段旋律。那就是著名歌曲《山有花》。 “音乐第一是技术,第二是技术,第三也是技术。但音乐并不是技术”——汉斯·冯·比洛的这句话,被乐石金圣泰奉为终身座右铭。 作为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他将毕生献给了这片土地的音乐艺术,而他正是这首《山有花》的作曲者。 广为传唱的《同心草》《一朵百合花》《金达莱花》(素月诗)《梦》(黄真伊时调)也都是他的作品,而《马·海·山那边》等歌曲、管弦乐曲《韩国绮想曲》、交响曲《风雨中》则属于乐石的代表作。 “在大众当中,大概是为唐朝名妓薛涛的诗谱曲的《同心草》最有名,不过我自己还是对《山有花》和《离别之歌》格外眷恋。” 钟情《山有花》 土生土长的首尔人,今年84岁。毕业于延专商科与日本东京高等音乐学校(现国立音乐大学)作曲系,后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研究生院,1969年获母校延世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54年,即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已成为艺术院正式会员的乐石,自那时起一直担任首尔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并于1960年至1970年的11年间任院长。 现任艺术院会长、首尔大学音乐学院名誉教授。但据周围人所说,除这些公务之外,他在自己的作曲生活中依然如“青春”般充满弹性。 ——看您的简历,最初是毕业于延专(现延世大学)商科。为何特意前往日本学习作曲? “我进延专商科,是作为当时国内最强足球队儆新学校的足球选手被选拔进去的,而从小本就喜欢音乐,这成了日后进音乐学校的动因。我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总是跟着父母去教会唱赞美歌,少年时代加入少年合唱团,既唱合唱也唱独唱。有一天,我在常去的光化门教会(卫理公会)听到一位蔡先生独奏小提琴,便开始向他学小提琴,之后又师从崔虎永、洪兰坡先生学小提琴。此后在延专当足球选手时,课后也总在音乐部活动。后来想专攻音乐的念头越来越坚定,二年级时干脆放弃了足球,当时挨了不少骂。不过从那时起,我向蔡东鲜先生学习作曲基础的和声法,也自学。当时洪兰坡、尹克荣、朴泰俊等先生在京城中央广播局第二部广播中发表自己创作的童谣,我想我受到了很大刺激。所以1936年暑假,临近毕业时我住进延专宿舍,创作了20多首童谣,还以《鸟儿鸟儿青鸟儿》为名出版了。这些曲子当然是我采录我们的民谣并配上钢琴伴奏的,后来发现京城中央广播局把它用作了呼号音乐。” ——人们常说韩国人具有出色的音乐天赋。您认为光复后音乐的发展不逊于其他领域,正是以韩国人这种音乐性为原动力吗?水平又达到何种程度? “我同意韩国人在音乐上天赋异禀。比如日本接受西洋音乐已远超100年,技巧也惊人,但在音乐性上他们自己也承认韩国人更胜一筹。另外其他国家的音乐家常说“韩国人的音乐温暖,有某种吸引人的力量”。 放弃足球选手 但音乐不能只靠天赋。我认为是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经济发展支撑了音乐性,钢琴等国产乐器广泛普及,使音乐中最重要的早期教育得以实现,音乐的发展才成为可能。还有一点,韩国母亲们惊人的教育热情也是音乐发展的原动力。世界级小提琴家郑京和、金永旭、姜东锡等人,若没有他们的母亲,能取得今天的成功吗?我国国民对音乐的水准和关心程度也相当高。不过也不无困难之处。比如听我国的歌剧,比起西方,戏剧性的推进力不足。东方人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富于戏剧性,虽然可以接近。这似乎是体质上的差异,就歌剧而言,整体来看可以这么评价,但若单独唱其中的咏叹调,我们的歌手唱得非常好。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也一样,短篇已达到世界水准,长篇却较弱,我想可以作个类比。” ——在我国经济奔向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社会不知何时弥漫起金钱万能的风气,这最终成为严重污染我们精神世界与文化的原因。您怎么看音乐领域的污染? “正因为部分艺能界教授被污染、堕落,才出现了艺能界实技考试共同管理制,但我认为,艺术领域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污染之外。不过话虽如此,因极少数不明事理的教授的不正行为而不信任全体艺能教授的风气与制度,不应再存在,也不应继续下去。” 主导“拉帘评审” ——您曾任首尔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在大学里长年教导后学,但至今围绕艺能界课外授课的不正之风与社会疑虑仍未完全消除。您平时对大学入学考试问题有何感想? “包括十余年院长任期,我仅在首尔大学就任职35年,但入学考试问题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始终是解不开的难题。那时起初也是看着考生的脸打分。这样自然会给认识的人多打分、给不认识的人少打分,弊端在所难免。但我当院长后开始推行“拉帘”运动。最初在教授会议上提议时,几乎所有教授都反对说不行。于是我说:为什么非要看脸才能打分?听那名学生的声音来判断不就行了吗?我力陈为了保护各位教授,拉帘也是必要的。结果1960年以后教授们也同意了,拉帘入学考试从那时开始。但我认为,入学不正问题从根本上应靠评审委员与家长的自重来解决。否则不可能根除。也说不定,把评审委员增加到30名左右或许可行,因为不可能把30人全都拉拢。” ——有一种偏见认为音乐早已成为富裕阶层子女、尤其是女性的专属物,也有不少忧虑之声。您认为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据我所知,大体上家境宽裕的子女中,男女比例约为1比5。男性较少,一方面是女性更喜欢音乐,另一方面从男性角度看,把音乐当职业非常困难。当然这不能算好现象。不过看音乐史,著名作曲家的面孔大多只有男性。我是这么看的:数量不是问题,一万人中出一个天才就够了。” 也爱好大众音乐 ——有人指出,相比演奏领域的发展,作曲并未同步。您认为原因何在? “这期间作曲也做了不少,但比演奏落后是事实。作曲家能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大概也就入籍德国的尹伊桑。作曲之所以逊于演奏,是因为演奏只要演奏别人的曲子就行,而作曲不能模仿,自然困难。作曲必须是创作。要培养出优秀的作曲家,从小就得勤加钢琴训练,可过去我们那个时代做不到……” ——是1989年吧。您曾为抗议批准佩蒂金等大众歌手在世宗文化会馆演出,与当时的朴容九一同辞去世宗文化会馆咨询委员职务。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理由很简单。在那之前,世宗文化会馆通过下属8个艺术团体的活动,一贯作为纯艺术演出舞台,却因上面施压而屈服,变成以营利为主的大众舞台,我对这一事实本身感到愤慨和失望。” ——也有人认为,这是否是对“大众音乐”的偏见或优越意识的表露? “并非出于偏见或优越意识。我也喜欢大众音乐。但大众音乐有它自己的场所。若为动员观众需要大场地,不是有更大的地方吗?只是当时我提过一个建议:用管弦乐团伴奏就行。像英国那样的地方,遇到这种情况就用管弦乐团伴奏,为的是维持品位。可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乐队,结果规约虽在,馆长本人因接了上面的命令而无法遵守,这也算是对此的抗议吧。” ——音乐界的待解难题恐怕不逊于其他领域,其中您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可以说是接纳问题。多数是有钱人家的子女去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来,但各大学无法全部接纳他们。更重要的难题是,音乐家靠演奏生活、作曲家靠作曲生活这一平凡原则,不幸在我们社会行不通。对他们而言最好的职业只有大学教授,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您喜欢的国内外音乐家有哪些? “我喜欢贝拉·巴托克和保罗·欣德米特两位。贝拉·巴托克是匈牙利人,采录并研究了本民族约8000首民谣并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是非常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我喜欢他。保罗·欣德米特是德国人,他在现代音乐史上也占据重要位置,作品带有新古典主义倾向。 倾慕巴托克 ——雅号“乐石”是谁取的? “作为姻亲的素荃孙在馨先生时常为我题字,他说总该有个号吧,就给我取了。我们国乐中有一种乐器叫编磬,用石头敲击就会奏出半音阶,因为石头能发声,所以大概取名“乐石”。” ——您看起来比年纪要年轻、健康得多,有什么秘诀吗?另外若有对过往的自我评价与人生观,也请谈谈。 “我觉得自己活得没有后悔。若再投生一次,我仍想作为音乐家、作曲家而活。而且我认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正确地看待、感受和思考一切事物。比如思想上的、艺术上的、社会上的,不健康就都无法正常。从这个意义上,我也一直感谢父母把我健康地生下来。人生归根结底不就是要善良正直地活着吗?即使没有比别人特别出众之处,正直善良地生活才是人应有的姿态,所以我也一直把“中庸主义”作为座右铭。 至于健康秘诀并没有特别的,大概是从小认真踢足球成了健康的基础。只是我注意饮食,避开刺激性食物,努力不吃到过饱。特别是早上,把香菇汤配上黑豆、薏米、芝麻等蒸炒后磨成粉作为主食。” 文·卓成万次长 摄影·赵大衍记者 年谱 ·1910年11月9日出生于首尔 ·35年毕业于延专商科 ·3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音乐学校作曲系 ·46~76年首尔音乐学院教授 ·54~81年艺术院会员 ·60~70年首尔音乐学院院长 ·70~86年音乐协顾问 ·79~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82~88年(株)礼音会长 ·91~ 艺术院会长 奖项:文化勋章总统章、艺术院奖、国民勋章冬柏章、三一文化奖、五一六民族奖 作曲:韩国绮想曲、为弦乐而作的组曲、世界音乐日之歌、祝典交声曲、联歌曲《在花瓣上》、歌曲《故乡三章》《山有花》等
1993-02-23 | 卓成万,趙大衍
[元老说] <55> <题字:道谷 金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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