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GATT体制下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各当事国抱持重商主义的态度,但几轮谈判的结果本身却通过显著缓解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为自由贸易环境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克鲁格曼认为,其背景在于前文已提及的支配谈判当事方的原则中,存在一种把同等数量的出口与进口增长都视为可取之事的倾向。这种观点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认为特定数量出口所具有的价值大于同等数量进口的价值。原因在于,进口未必一定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内产业,而出口则相应地有助于扩大国内生产。 无论如何,只要以“出口优先、回避进口”为根基的原则在各国谈判当事方之间已然确立,或者即便未确立、但此类原则左右着谈判,那就不能不承认另一种形态的重商主义才是实际的运作原理。这一点也清楚地反映在:各国拒绝开放自身不具比较优势的特定市场,或把撤销对这些产业的出口补贴视为一种“让步”。此外,GATT使用“关税减让率”这一表述,而按教科书的说法,降低关税本应为改善资源配置的扭曲而积极推进,绝不应适用“让步”的概念。 特定产业的开放或补贴的撤销等被认定为重大让步或谈判筹码,这表明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运行绝非立足于传统贸易理论,但与重商主义的差别在于,各国自觉认识到:若所有国家同时推行出口促进政策与进口抑制政策,则将走向共同毁灭。因此在多边贸易谈判体制下,尽管所有国家从根本上都具有倾向保护主义的因素,但都抱有这样的认识:若各方协作,便能共同享受自由贸易体制的好处。 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新近发展起来的所谓新国际贸易理论,为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冲突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解决线索。新国际贸易理论首先通过引入其他贸易动因,解决了现实中存在的国际贸易格局无法用传统比较优势论解释的部分。例如,它表明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即便没有传统理论所说的比较优势,贸易也可能发生。因此,尽管新国际贸易理论本身在经济学家之间早已确立为一个鲜明的领域,但由于它把决定贸易流向的因素提示为并非“比较优势”的新动因,因而“新”这一修饰语的赋予被自然地接受。在政策层面,新理论对为何采纳并非自由贸易政策的各类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提供了较为现实的解释,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既有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1993-02-23 | 서울경제
[经济教室] <40> 新国际贸易秩序 ② 韩弘烈 产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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