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2-19 | 서울경제

改革运动“百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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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80年代,世界一流巨型企业之间掀起了一股如流行般蔓延的巨大浪潮,即减量经营、事业重构、组织活性化等大规模的企业变身。尤其是GE、柯达、AT&T等历史悠久的公司,在无国界竞争的时代,将清除长期积累的官僚主义弊病、恢复经营速度视为企业的生死攸关之事。 飞利浦也不例外。1990年7月在巨额亏损中就任新会长的扬·蒂默,果断实施事业结构调整,放弃没有前景的业务,将资源集中于DCC、CD-I等下一代产品,同时展开被称为“百夫长”的改革运动。相对其他企业较晚加入变身浪潮的飞利浦,摆脱了“事业重构后再活性化”的一般模式,而是同时推进两者。 “百夫长”是飞利浦100年历史上首次的全公司改革运动,将短期收益的划时代增长、对自我革新的动机赋予、创造性与挑战性(winninng culture)企业文化的扎根设定为三大目标。 蒂默会长判断,短期内提升收益性应成为“百夫长”的出发点。因为他相信,若不能让顾客、股东、员工产生信心,任何改革运动都不可能成功。希尔克马常务表示:“1991年、1992年相当幅度的利润增长是“百夫长”的成果”,并说明“通过对更多企业及领域进行标杆对照,正在缩小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其次,从为维持高收益必须具备以不断自我革新迅速捕捉新机会的能力这一观点出发,通过百夫长会议赋予革新动机。公关团队的埃尔泽曼表示:“百夫长会议并非单纯为了把握问题点和选定课题,而是在讨论过程中学习为什么需要革新的动态会议”。 “百夫长”的最终目标是为保障长期高收益而绝对必要的创造性、挑战性企业文化的扎根。在上令下达式的管控型文化中不可能产生挑战意识。飞利浦通过下放权限,并活跃各层级、职能、地区之间的沟通,使创造性与挑战性的文化扎根,并引导全体组织成员对企业竞争力抱有责任感。 这一目标在“百夫长”这一名称中也有象征性表达。该名称一方面源于1990年是飞利浦创业100周年,另一方面也与其原意——罗马帝国的百夫长有关。据说罗马的百夫长依据个人契约被赋予任务,若未能完成任务便不能归来。飞利浦的经理们也依据个别契约接受训练,自发履行并承担自己的工作。 飞利浦今后能培养出多少凯旋而归的“百夫长”,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