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2-19 | 崔性範

第六共和国经济五年 只长个头的虚华…内里“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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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六共和国五年经济的评价可以概括为“空心米花糖”。意思是个头变大、外表变得华丽,但仔细看内里却难找到充实的果实。 仅从外形统计看,经济的个头比想象的更大。1988~1992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8.3%,1987年末为1289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到1992年末增至2940亿美元、增长2.3倍,人均GNP从3110美元增至6700美元、增长2.2倍,已临近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也从1987年的月38万7000韩元增至1992年10月的84万4000韩元,增长2.2倍。福利水平也有划时代的提高,自用车保有量从1987年的72万辆增至1992年的326万辆,猛增4.5倍,住房普及率从69.2%提高到76.0%。 尽管有这些外形成果,但要给第六共和国经济打分,仍难免不及格。虽说五年间年均增长8.3%,但那是因为第五共和国时期积累的底力才勉强达到这一水平,很难视为第六共和国干得好而取得的业绩。这一点从第六共和国刚起步的1988年增长率高达超过2%,而此后除了牺牲物价的1990年以外一次也没有超过9%,乃至1992年经济增长率勉强够到4%,便可清楚看出。 草率政策……只留混乱 尤其是从1986年起进入国际收支顺差等开始得很扎实的经济,以第六共和国第一年的1988年为转折点转向下坡,重新回到逆差基调,去年更呈现1980年以来最差的景气,连复苏的迹象都不明朗。一句话,在第六共和国起步前“三低”繁荣中挣来的财产上挥霍无度之际吹起了“泡沫”,泡沫破灭后暴露出虚弱的实体。特别是顺差管理失败带来的房地产投机,把企业和劳动者的意愿连根夺走。 当然,与第五共和国时不同,不但没有“三低”顺风,还要饱受贸易摩擦之苦,加之发达国家景气极度萎缩,出口不得不撞上高墙。而且在民主化过程中,各界各层的欲求四处爆发,集体利己主义气势汹汹,随着“饥饿精神”消失,社会各处想干活的意愿也不见了。 一句话,可以明确地说,这五年内外条件都只对我国经济起了“利空”作用。 但之所以不得不给第六共和国经济打不及格分,是因为即便内外条件不好,如果第六共和国政府做得像样,经济显然不会落到这种地步。 尤其是经济政策缺乏一贯性,是卢总统执政期间最大的经济“失政”。在企业家、劳动者、国民都尚未很好适应民主主义的情况下,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只留下巨大的副作用。仅仅五年间,经济政策基调在增长—改革—增长—稳定之间,“热水池”和“冷水池”交替进出。在经济政策成效短期内难以显现的情况下,政策基调却不断摇摆,结果不用看也显而易见。 每逢经济改革的推进与后退、中期评价搁置、三党合并等政治变化,经济基调就随之改变,这一期间的经济团队长副总理先后由罗雄培(1988.2~12)、赵淳(1988.12~1990.3)、李承润(1990.3~1991.2)、崔珏圭(1991.2~1993.2)等4人更替,各自采用了不同的政策基调。除崔副总理以外,其余副总理都是刚要熟悉业务就下台。 当然,即便政策基调经常更换,若能合乎时宜也算幸运,但实际恰恰相反。政策无一不是草率,便是错失时机。 首先,草率的景气刺激政策被指造成了当前长期的景气萎缩。从1970年以后景气同步指数循环变动值的走势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参见图表 看1988年以前的景气循环,顶点和底点很明显。但进入1988年以后,便形成既无“山”也无“谷”的形态。 换言之,1989年贷款利率下调1%(11月15日)、“12·12股市扶持措施”、1990年的“4·4对策”等时不时出台的刺激政策,只是硬把景气下行局面往上拉,反而造成景气萎缩长期化的结果。因为没有“谷”,也就没有“山”。 劳资双方均丧失意愿 经济专家指出:“如果不滥用急躁的刺激政策,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本可提前。” “12·12措施”“4·4对策”等急躁的刺激政策带来了房地产投机与过度消费这一亡国病。房地产价格暴涨在各处产生的巨额不劳而得收入,足以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并因无房平民自杀事件频发等,夺走劳动者干活的兴致。此外,部分中产阶层也加入房地产暴发户的过度消费,奢侈性消费品如潮水般进口,成为贸易收支恶化和物价暴涨的罪魁。 政府迟迟才着手抑制房地产投机,为稳定公寓房价而启动200万户住宅建设,但反而产生了加深泡沫现象的副作用。由于只有泡沫变大,作为增长主角的制造业不断萎缩,增长潜力急剧减弱。 与草率的政策决定一同,第六共和国政府轻易违背对国民的重要承诺,也自招了对政府政策的不信任。中期评价、金融实名制、地方自治团体首长选举等重要承诺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被废弃,执政期间始终未能获得国民的积极配合。 与此同时,大部分政策都错失了时机。总是等到脓疮彻底溃烂之后才不得不拿出对策。 执政初期过于安逸地看待我国经济状况,疏于顺差管理,由此导致房地产投机、过度消费的“泡沫经济”,待房地产投机猖狂起来,才手忙脚乱地去压房价。这一过程中推出的“5·8房地产对策”虽能抑制财阀的房地产投机,但因属超法手段而招致财界反弹,也成为与财界的矛盾因素。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后又重新启动出口驱动政策,但为时已晚,加上美国的压力而未能成功。 轻易废弃重要公约 认识到要救活低迷的出口,单纯的出口促进政策力有不足,恢复制造业竞争力才是先决课题,于是重点推进技术开发支援、社会间接资本扩充等,但因错失时机,至今尚未出现可见成果。 如此,政策基调本身在增长与改革、稳定之间来回摆动,又错失政策时机,等问题变大后才开始下手,反复试行错误。想推进改革,财阀等既得利益层反弹,便转向增长;以增长为主的政策引发高物价、泡沫加深等副作用后,又掉头回到稳定。 若在增长、改革中哪一方能确实做成一件,我国经济今天的面貌就会大不相同,这令人惋惜。虽晚了些,崔副总理团队奠定了稳定的基础,总算算是幸事。 加之虽高喊民主化,统治风格却未脱旧态。 一味偏重TK的人事只助长了地域感情,虽倡导民间自律经济,却仍想把财阀握在手中摇动。 当然,国民也确实没有展现出与民主化时代相称的行为方式。企业用“三低”繁荣中挣来的钱不搞技术开发,只热衷于理财;劳动者不努力干活,只忙于“争取自己那一份”。消费者只热心于过度消费。此外,各处爆发的地域利己主义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 因此也出现这样的评价:我国经济在第六共和国五年间只是狠狠地经历了民主化时代的“通过仪式”,无论谁执政,这样的“民主化成本”都无法避免。 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确有不得不认同之处。 民主化成本过大 然而共同的评价是,若第六共和国拥有坚定的统治哲学并推行一贯的政策,这样的民主化成本本可最小化,也本可避免经济三只兔子全部放跑、必须从头开始的现实。尽管有外形成果却只能打低分,原因也正是这种“统治哲学缺位”导致的政策失败。 这是我国经济痼疾无一例外地全面爆发所致,具体成果也并不算少。 首先,把目光转向第五共和国所忽视的社会间接资本扩充投资,值得肯定评价。虽稍晚,但可评价为为下届政府救活经济准备了最起码的立足点。此外,对技术开发、人力培养重要性的认识虽因错失时机而未取得具体成果,但预计在第六共和国二期其效果将显现。 此外,为缓解经济力集中而于去年末立法化的“财阀相互支付保证规制”,也被评价为划时代的财阀政策。 特别是打通北方经济合作之路、拓宽经济基础并奠定统一基础,尽管有些争议,仍可算作第六共和国的代表性政绩。 第六共和国究竟是因无能而搞坏了经济,还是干干净净地支付了民主化成本,成为向“文人时代”“先进经济”飞跃的一粒麦子,这已留给后代史学家去评判。【崔性范记者】 [图表] ◇景气动向(同步指数循环变动值) [照片] 第六共和国虽有扎下民主化根基、奠定统一基础的业绩,但因经济政策失机或过于安逸,被评价为把经济的三只兔子全部放跑了。 [表] ◇第六共和国主要经济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