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业内外正涌起汹涌波涛。 在外部,要求金融产业全面开放的外压日益强硬;在内部,金融产业改编这一大手术正等待动刀。 要化解日益强劲的外风,需要内部的结构性改革,而没有结构性改革就无法抵挡外风——我国金融产业已陷入这样的死胡同。 三阶段金融市场开放方案(蓝图)这把外压之刀已近在眼前,挥舞着金融市场完全开放与利率自由化这两面刃,强迫提前实施。 当局提出以1997年以后为实施目标的分阶段开放战略,但这终究只是我方的期望,握有刀柄的美国正以贸易报复相威胁,要求提前实施。 在国内景气未脱低迷、国内外利率差显著的现实下,若债券市场开放、短期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商业借款自由化等被急促实施,国内金融市场混乱、货币与汇率管理困难、外国资本占据国内金融市场等对我国经济发展致命的难题将不可避免。 此前虽然是在官治金融的藩篱之内,金融曾扮演国内制造业等产业的动力角色,如今却明显将成为阻碍产业发展的负担。 近则须从日本殖民时期以来被固化为金融从业者标志的无事安逸职业惰性,到官治金融的各种遗产,实现脱胎换骨的革新。 这是要求从银行柜台的一线职员,到政策当局,乃至国政最高负责人,都必须对金融的角色与责任有新的认识和自我转变。文人时代的开启无疑是这一良机。 世界经济潮流显示,没有金融产业的竞争力,也难以期待国家竞争力。 本报开始连载的“金融……”系列,源于一个小小的尝试:通过揭示我国金融产业已无法再放任不管的病灶,为往往流于口头禅的金融自由化和正确的金融产业改编重新明确方向与意志。基于不战胜官治金融、官治人事、佣金惯例等内部之敌就无法战胜外侵这一常识,本系列首先要照亮我国金融产业的顽疾病灶。 <续见第3版>
1993-02-17 | 서울경제
摆脱“官治藩篱” 金融必须改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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