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2-15 | 禹源河

[周一访谈]“新政府应把‘经济’放在首位” 司空壹<世界经济研究院理事长>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新政府应顺应后冷战这一世界潮流,把国家经营的最优先顺序放在经济问题上,并在凝聚国民智慧的基础上,勇敢推进随全球化、开放化而来的产业结构调整等伴有痛苦的政策。” 这是经济学博士出身、在第五共和国与第六共和国初期历任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官及财务部长官、曾深度参与国家经营的司空壹博士向新政府提出的国家经营战略要点。 本月9日创立“世界经济研究院”并就任理事长的司空博士强调:“应通过与海外意见领袖群体的紧密接触等,准确把握国际潮流,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我们的前进方向。” 记者会见司空壹理事长,听取他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与韩国经济主要课题的处方。 ——冷战结束后的80年代后期以来正在形成的新国际秩序究竟是什么样的? ▲主导近来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因素可归纳为两点:冷战结束,以及单一经济超级大国(美国)的退场。冷战体制的终结,使世界强国摆脱了通过意识形态或武力对立的局面,把经济问题定为最大关切,并使各国赤裸裸地追求本国利益的倾向成为可能。二战后至70年代初期,由于存在美国这一单一经济超级大国,西方世界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外汇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美国自我牺牲之下寻得成长机会。但如今,随着日本与欧共体(EC)的崛起,美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独一地位已经消失,世界经济正走向以这三方为轴心的三极体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以本国利益为先的国际摩擦与纷争必然频繁发生,近来美国的通商攻势也可在同一脉络中理解。 ——世界经济条件的这种变化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贸易环境正变得愈发艰难。特别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正试图通过出口激活经济,并执意要求开放外国市场。当然美国瞄准的目标是日本和中国,但我国也是对象之一。 不过,若在今年3月和6月举行的G7(七个发达国家)财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上,美国等所要求的日元升值问题与欧洲(德国)的利率下调问题能够顺利达成妥协,短期内世界经济也有被激活的可能。 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准确把握国际潮流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恰当的应对之策。 ——若要指出现阶段韩国经济的问题与课题? ▲自80年代中期“三低”繁荣时期以来,政府与国民之间似乎扩散了一种错误认识,即“经济大致放任不管也会好起来”。所幸经过去年的大选与总统选举,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新政府更应进一步把今后国家经营的最优先顺序放在经济问题上。唯有如此,才能凝聚国民智慧,建立起能够分担开放化以及今后南北统一所带来的经济痛苦的体制。 ——开放化与南北统一带来的经济痛苦指什么? ▲市场开放越是推进,竞争力薄弱的部门就不得不承受结构调整的痛苦。服务市场、农业部门正在进行为开放做准备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工作,但这无疑是极为痛苦的工作。 仅金融自由化问题而言,在我任财务部长官的88年就已推动过,但以时机尚早为由不了而终,如今条件反而显得更加艰难。不过以开放为前提,金融自由化越快越好。在金融产业自由化与改编时,全面性的方法与彻底的事前预告制度十分重要。 正如德国的经验所示,对南北统一的经济准备是必需的。但这会带来国民负担,因此须凝聚国民共识,为统一的机遇提前做好准备。 ——受后发发展中国家追赶的韩国经济的出路何在? ▲我们需要重视技术的功能性产业政策。 要甩开以低工资为武器的发展中国家的追赶、突破高品质发达国家产品的壁垒,所需要的是技术。尤为重要的是现场技术。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与追求原创技术的科学跃进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为确保技术,需要中长期的研发投资战略。但短期内解决技术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改善投资条件,使海外先进企业在国内设厂。 为吸引外商投资,必须果断废除现有的各种管制,我国政府的政策也必须保持一贯性和可预测性。 ——韩国被视为最有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国内分配不公问题持续存在,对此有何看法? ▲财阀问题不应情绪化应对,但如果财富形成过程的正当性存在问题,就应予以纠正。需要有堵住不劳而获收入来源的制度性装置。 然而,把财阀企业规模大本身当作问题来指责是不妥的。 ——对近来关于增长还是稳定的政策基调之争有何意见? ▲争论是增长还是稳定,既无意义又非常危险。例如在探讨出口不振时,应先分析其中多少源于结构性问题、多少源于经济周期性因素,然后对结构性问题制定中长期对策、对周期性因素制定短期对策,进行有区别的应对。二分法的逻辑只会使现实更加扭曲。【记者 禹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