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2-12 | 서울경제

[经济教室] <36> 经济力集中 ② -刘承旼 韩国开发研究院研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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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阀导致的经济力量集中的诸多方面中,生产集中与行业多元化涉及企业活动,而所有权集中涉及支配与经营结构。过去抑制经济力量集中的措施大多针对生产集中与行业多元化,但许多规制的引入偏重于“勉强的外延扩张并不可取”这一简单逻辑,因此在当前时点上,此类政策的妥当性应重新审视。 在与生产集中相关的诸多方面中,针对纠正垄断与寡头企业滥用行为的政策,争议余地相对较小。但把大企业集团的生产规模视为问题的视角绝非可取。虽被称为恐龙经济,但我国代表性财阀的整体规模,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单一大企业的规模相比十分微小。生产规模并非竞争力的唯一因素,但若要在汽车、电子、半导体、造船、钢铁等规模经济重要的行业与发达国家大企业竞争,还需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财阀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相对比重,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相比也并未高到令人担忧的水平。从统计看,开发年代初期生产集中加剧,但随着增长持续,产业基础扩大、企业数量增加,生产集中最终趋于缓和——这一普遍趋势在我国也同样出现。 所谓章鱼式扩张的财阀行业多元化,构成了过去对经济力量集中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的核心。但对行业多元化的问题意识仅停留在单纯批判外延扩张的层面,政府的多元化规制政策如百货商店般滥出,却因对多元化的历史与经济逻辑背景认识不足,其结果便是如今这种被扭曲的多元化结构。财阀的多元化结构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受保护的垄断寡头市场提供的高收益、多元化的附带利益(房地产价值上升、拥有媒体)、随要素市场多元化而提高的经营稳定性(金融产业)等多元化收益超过了多元化的损失(边际企业的产生、缺乏专业性),而且通过外部资金借贷和关联公司出资,其方法也十分容易。 即财阀的多元化反映了计算利益的企业家精神,条件一旦变化,财阀便没有理由勉强推进多元化。过去的出资总额限制与信贷额度管理,通过对财阀多元化能力的总量规制来规制“超出自身能力的多元化”,但其实效性受到制约。政府把增大竞争压力、规制持有房地产的收益性、改善外部借贷方式等核心政策手段搁在一边,而通过投资审批、重复与过剩投资的调整、中小企业保护措施、产业合理化措施以及其他各种许可审批和业务领域规制,结果是造就了已进入金融、媒体的财阀却难以进入移动通信或商用车市场的扭曲政策环境。 多元化规制的改善,将与强化所有权分散措施一并成为今后财阀对策的核心。其基本方向是通过竞争化引导专业化,而对金融、媒体、公营企业部门等国民经济上重要的部门,确立规制原则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