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2-09 | 李賢雨

[先改这个] <9·完> 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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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阀正被国民当作‘罪阀’看待。不仅是国民,政府、学界、舆论界,环顾四周都是刺人的目光。企业正处于被所有人排挤的境况。为何会这样,只能感到痛心。” 可隆集团李东灿会长去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企业家形象时如此叹息。李会长及其领导的可隆集团形象尚属良好。李会长转述说:“各位总帅见面时,不少人都表示怀疑,在这样被指责的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经营企业。” 财界相关人士指出:“对企业家、尤其对财阀的不友善目光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我国的程度格外严重。” 为何如此?这源于企业家自身的过错、政府的政策失败,以及国民对企业家盲目而无条件的批判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然而企业家地位沦落至今日这般不堪,不管怎么说,最大原因还要归于企业家自身的过错。 不择手段只追求利益、浸染贱民资本主义属性的企业家;把企业搞垮却不承担任何责任、仍过着奢华生活的人;忽视技术开发、经营革新等企业本分活动,一味沉迷于房地产投资等理财的企业家;不靠能力而靠政经勾结的特惠壮大企业的人;章鱼足式扩张与族阀经营等等。这些都是投射于我国社会的企业家负面形象的代表性事例。全经联会长刘彰顺4日在告别记者恳谈会上指出大企业竞相参与石油化学、汽车产业所致国家资源配置扭曲等弊害,呼吁企业自行确保自律性,细究起来也不外是对无节制扩张等不良企业经营行为的忠言。 此类负面现象被指源于企业伦理的缺失。西方有新教伦理,日本有以儒教为基础的企业伦理已然确立,而我国却处于不伦不类的暧昧状态。因此对我国资本主义也出现了“贱民资本主义”的讥讽。 尤其成问题的是所有权集中。我国企业所有权集中、所有与经营一体化所带来的弊害,已无需再作长篇说明。这也是对企业批判的最大原因。 我国企业与欧洲、日本企业在所有权及所有与经营分离方面有天壤之别。欧洲的大企业所有权分散几近完美,创业者家族一般只作为股东存在而不参与经营。这正是这些企业得以确立世界级企业地位的原动力。 对此财界相关人士表示:“将历史尚浅的我国企业与拥有100至150年历史的他们简单比较是勉强的”,“我国再过两三代也会自然走向那个方向”。 这话不错。但不能以此为由一味等待。若认为他们花100年才做到的事,我国也照样来就行,那就只能永远落后于他们。政府的政策失败,以及为掩饰失败而将企业家当作替罪羊的态度,也对企业家地位下降起了很大作用。 财界相关人士认为,历届政权每逢政治、社会剧变之际,都把民间经济界当作舆论的宣泄口,而第六共和国政府这一倾向尤为突出。 财界相关人士将5·8房地产措施列为代表性事例。法律上并无依据的冲击性措施被一律适用,使国民深植了大企业是房地产投机罪魁祸首的错误认识。尤其财界一部分人甚至以理解的眼光看待,认为国民党代表郑周永参与政治正是源于对政府这种态度的反弹。 K集团的S社长指出:“政府对大型项目不通过公开竞争,而是依据与权力者的关系、政治资金等政治性因素决定,这也固化了‘企业家=受特惠者’的形象”,并指出需要确立公平竞争制度。 戴着有色眼镜、认为企业家都是不正当之人的社会氛围,也成为削弱企业家与企业积极性的原因。 全经联常务曹圭河表示:“企业存在的根据就是追求利润,但我国的风土却连正当的企业活动也白眼相看”,“这是士农工商根深蒂固的习惯所致”。实际上,我国社会的普遍氛围是,不客观公正地评价企业家,而把部分人的过错扩大为全部,将所有企业家一概而论地加以抨击。在这一过程中,纳税多的人、创造就业、技术开发、社会福利事业等企业与企业家各自的作用与努力往往黯然失色。 企业与企业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牵引车。然而如今他们却感到孤立、丧失积极性。 【李贤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