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2-02 | 卓成万,韓光熙

元老之言〈53〉“摒弃黑白逻辑 与世界同呼吸”申泰焕 前首尔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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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把汇聚天下英才加以教诲之乐视为三乐之首,而身为教育家兼经济学家的雁塘申泰焕博士,正是尽情享受了这三乐的少有元老之一。 按韩国计龄方式,他今年82岁。离开毕生投身的大学已不觉过去28年,但如今仍在经营亚洲经济研究所,为学界发展而努力;作为民族文化推进会理事长,从事古典国译与先贤文集的刊行,同时还担任英文经济学术刊物《亚洲经济学人》的出版、太平洋科学协会总裁、财团法人安世财团理事长、学术院会员、经济政策咨询会议委员长等职,燃烧着不逊于年轻人的热情。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秘诀,只是不起贪念,按寡欲主义生活而已”——雁塘生于仁川,历经仁川公立商业、京城商高(首尔大学商学院前身),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曾任延世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东国大学教授、首尔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兼行政大学院院长、学术院会员(经济部门)、复兴部长官、首尔大学校长、统一院长官、财务部税制审议委员长、学术院会长等学界与官界要职。 政治优先是病因 “我还是在努力奔走的现役,绝非元老,因此并不适合做‘元老有话说’这一主题的采访对象”——记者在他位于安国洞海英大厦三层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办公室,见到了这位如此谦辞的学者。 ——如今看来您仍十分忙碌。主要在做哪些工作呢。“我们研究所出版的季刊《亚洲经济学人》占去了不少时间,在中国和俄罗斯方面我认识的学者很多,常应邀前往那边讲演。此外还要参加国内举办的各种研讨会,各处来的约稿也不少。在这些间隙里,我也不懈地研读外国寄来的经济类书籍和杂志。” ——最近有很多人抱怨我国经济状况不堪。您认为整体上最大的病理现象是什么。 “‘没有吃一粒就能全好的药’——这就是我想说的话。经济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平衡。而且如果为了矫正它而错误地开始治疗,病可能永远治不好。要论当下的重症病因,其实很简单。 一句话,就是政治逻辑一直支配经济逻辑,正是如此。类似的例子,政府的200万户住宅建设计划也是这样。当然,对无房者来说是好事。而且政府倾注国力、拼命上马,也是有可能建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建造大量住宅所需的材料供应、资金筹措、劳动力保障等各环节的条件都没有妥善照顾就强行推进,结果问题就变大了。不考虑国民经济整体的投资优先顺序,把投资集中于政治上选定的目标,其他部门出现皱褶自然是理所当然的。”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重要病灶吗。 “刚才我说过没有吃一粒就全好的药,那句话的意思是需要治疗的病灶太多,而且已经并发化。最近在新政府就任之前,政府断然实行了降息,利率在成本构成中所占比重确实极大。按以往情况看,别国是5%~6%,我们却高达15%。这样根本不成比赛。技术问题也是如此。没有果断投资。一年出口后剩下的钱足有2万亿至3万亿韩元,可过几天那笔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应当把这笔钱果断投入科学技术领域。要追赶发达国家,只能在高科技上决胜负,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到。产业技术和基础科学两方面都是如此。 经济自律化迫在眉睫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是运营上的盲点。现在银行的资金大部分都进了30家财阀手中。为区区1000万韩元、5000万韩元发愁的中小企业社长,别说见行长的面,连分行行长的面都难见到。我认为必须有能发挥运营之妙的果断修订措施。” ——分配的公平问题不也被指为结构性难题吗。“人们都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000美元就必然会碰到这个问题,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迫切、更重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既有不断积累资产的阶层,也必然产生相对感到被排斥的阶层,因此那种调整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可以无视整体平衡、无条件要求大幅提高工资。就像分蛋糕,不能因为觉得不公平,就要让原本吃三分之一的人突然拿出三分之二。视情况可以冻结,能上调更好,最坏的情况下为了救活企业也可能下调。” ——您认为即将上台的金泳三政府当前课题中首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仍是国民活动的自律性。经济也不例外,必须给予更多自律性。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保障百分之百的自律性,但这期间我们受到军人过多的管制。第二是必须彻底办好学校教育。 企业家精神迫切 因为如果对培养下一代的教育漫不经心,就无法期待这个国家的未来。刚才也说过,尤其不能吝啬对技术科学的果断投资。第三是守法。必须成为一个‘有法律所以可以放心’这种平常真理得以通行的社会,因此一切是非都应依法判别。特别就经济问题想对总统说的,如前所述,就是‘没有吃一粒就见效的万病通治药’这一事实。因此必须谨慎地一件件治疗,若贪心想一次性治好,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日后就会明白全是徒劳。” ——郑周永先生踏入政界并挑战总统大位前后一系列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令人失望的情况,可以说是显示企业人参政是多大冒险的一个好例子。您认为在我国现实中企业家应有怎样的姿态。 “现在韩国经济背负着诸多问题。越是这种时候,企业人越应与自己的企业角力,可惜并非如此。首先是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精神不足的问题。彻底的利己主义,说是前资本主义阶段也不为过:明明用不上的东西却胡乱进口;自己在国内也生产的品目却从国外引进以牟取暴利。总之,我认为在精神层面上首先要树立经济正义。从这个角度看,这次郑周永先生的态度只能说令人极为失望。平时我是高度评价他对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贡献的人,但他犯下了以为总统大位也能用钱来料理的大错。实在令人痛惜。希望不要忘记最平常、最合常识的真理:实业家应当作为实业家活到死。” “吸收统一论”是错误的 随着前苏联的崩溃,20世纪的大实验社会主义以失败告终。同时,所谓先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或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您如何展望它们的未来。 “批判资本主义矛盾而登场的社会主义如今失败了。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军产复合体没有得到正常运营。比如经济计划和原材料配给分别由不同机构负责,彼此手脚不协调。现在虽在推进改革政策、摸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要在短期内洗去70多年的积垢、造出新东西并不容易。最近我在中国和苏联所感受到的是,精神上的清算仍未完成,仍在手足无措。某种意义上,现在中国或俄罗斯引入或想要引入市场体制,并不是认为资本主义理论优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只不过是加以利用而已,我是这样看的。” ——为准备南北统一,我们应当做什么。 “由于我曾任首任长官(统一院),对统一问题一直非常关心。北韩目前处境已困窘到极点。我们应当做的是给对方某种实惠。但不能白给,要做生意。购买对方的商品,必要时也提供援助,作为统一的前阶段,只有这个办法。如果有人因为这边富、那边穷,就认为我们也能像西德一举吸收统一东德那样去做,那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想法了。绝不能形成猫追老鼠的局面。此外,除经济之外,还应扩大艺术、新闻、社会活动人士的活动领域。” ——博士您在担任首尔大学校长时遭遇了“6·3事态”,并因坚决抵制政府对签名反对韩日会谈的教授与学生的处理和除籍措施,最终辞去了学校职务。特别留在记忆里的是什么。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正是当时那场事态。当时仅首尔大学就有29人参与签名,我顽强反对政府要求全部开除他们的指示,后来有某位高层人士找来说:‘为了顾全朴总统的面子,哪怕象征性地只开除教授和学生各一名,你的位置就能保住,就这么办吧。’我当场回答做不到,随后进书斋写了辞呈,又写了声明书。内容是‘政府不得干预大学,不要侵害教权’‘应从历史中学到人死而不死、生而不生的教训’,也就是主张保障大学的自律性。听到这番话的各单科学院院长全都写了辞呈,闹出一场风波。 因“6·3事态”递交辞呈 据说朴总统不久后通过广播新闻听到这个消息也大为震怒。结果因为我的问题,发展成文教部长官被罢免的局面。另一件留在记忆中的事是,在任校长期间,我通过三四次与法务部长官、检察总长面谈等方式,使被关在监狱中的600多名涉时局学生全部获释。” ——您从小一直特别珍藏的教训或座右铭是什么。 “有几条,特别是英国著名小说家高尔斯华绥说过的‘有两件事会毁掉一个人、毁掉一个社会’这句警句,我一直不忘记在心。一是对财物过度的欲求,二是人不能理解人,不幸就从这里萌芽——大致是这样的内容。” ——请谈谈在21世纪的门槛上,我国国民应当走的方向。 “首要的是必须在国际共识之中生活。不能只把自己的固执放在前面。自己的东西、韩国式的特性,在国际文化的广场上只不过是一种个性而已。所有问题一旦脱离国际共识就会出问题。我国国民的教育水平很高。但问题在于过于被利己的爱国主义所束缚。要爱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努力理解和热爱别人的国家。特别是教育中‘共产党、日本无条件是坏的’这类内容是不行的。我认为需要更正确的教育,需要树立大国国民应有的意识。必须铭记,在只固执于自己的东西最好的同时,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落后。” 文 卓成万 次长,摄影 韩光熙 次长

年表 ·1912年7月9日 生于仁川 ·36年 毕业于京城高商 ·39年 毕业于日本东京商科大学 ·39~48年 延世大学教授、商学院院长 ·49年 东国大学教授 ·57~61年 首尔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院院长、行政大学院院长 ·61~62年 复兴部长官 ·62年 金融通货运营委员 ·64年 首尔大学校长 ·68年 经济科学审议委员 ·69~70年 统一院长官 ·71年 亚细亚经济研究所所长 ·74年 人口问题研究所理事长、财务部税制审议委员长 ·81~83年 学术院会长 ·83~87年 太平洋科学协会总裁 ·90年 经济政策咨询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