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1-28 | 崔性範

先改这些<1> 屋上架屋层层上司… 最终审批也要3~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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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1版> 国内H公司要推进重要的大型项目,不仅需要社长批准,仅会长一级的批准也必须经过三道环节。因为在社长之上,还坐着H公司会长、集团会长、名誉会长等三位会长。当然,不在审批链条上的实权人物也照样要过目审查。 上面的“主子”多了,审批耗时长而错失时机的情况自然很多,紧急文件的字句内容不知要修改多少遍,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也一样,无论哪个部门,只要新任命了长官,或者临近人事调整季,长官室里的审批文件就堆积如山。当然,新长官上任时要听取各局的业务汇报,而各科科长还把并不重要、无需长官另行批准的文件递进长官室。因此,本应专注于重要政策决策的长官们,大量时间被无用的审批占去,局长、科长们则把工作撂在一边,只操心能否抢到审批时间。 原因无他。只有在长官面前“露好脸”、确认自己的存在,才能减少在人事上吃亏的可能。此外,实务人员为规避责任而走的审批也很多。 出口企业A公司每次延长海外办事处有效期都很头疼。既不是新设,只是延长有效期的形式性手续,可要向有关当局提交的材料却很多,包括事业计划书、设置认定书原本、驻外人员确认书、一年间外汇入账证明等,以致本已忙于出口业务的职员不得不拿出三四天时间来办。 必须重振我国经济的共识正在社会各处扩散。政府下调利率,也是要救经济的强烈意志的表达。 但仅靠政府的经济政策还不够。适时的政策固然是重振经济的起点,但如果不清除弥漫于我们社会各处的业务重叠、屋上架屋等浪费因素,我国经济的体质就无法强化。 如果说景气刺激对策之类的经济政策是打点滴,那么清除处处附着的赘肉,就如同锻炼体力。 这种低效在政府投资机构中比任何地方都突出。 尤其是政府投资机构的理事会和理事长职位,堪称所谓屋上架屋的代表。这一制度最初也是出于排除主管部门对公营企业的过度干预与控制、建立自律经营体制的宗旨而设立的。其宗旨是社长只负责业务的规划与执行,预算的审议与议决由外部人士组成的理事会承担,如此才能相互制衡。 然而与制度宗旨不同,理事长一职无视专业性,始终难以摆脱成为政界人士、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养老对策的现实。实际考察23家政府投资机构理事长的履历,这一点也十分明显。政界出身的有权正达(产业银行)、金命润(贸易振兴公社)、朴翊柱(道路公社),高级官员出身的有金又铉(中小企业银行)、金圣基(住宅银行)、朴东镇(韩电)、郑宽溶(农产物流通公社)等,其余几乎都是军队出身。能够发挥过往经验的理事长,仅限于国民银行(安承哲)等少数情况。一言以蔽之,与当初分离执行职能(社长)和预算审议职能(理事会)以确立自律经营体制的宗旨相去甚远。 理事长虽为非常任,但每月有200万韩元以上的报酬,并提供办公室、秘书和高级轿车。 成业公社等政府再投资机构的情况也一样。政府再投资机构可另设顾问,并提供办公室和轿车。 问题不只在理事长和顾问。政府投资机构中,整天无所事事、只消耗国民税金并增加负担的职位不止一两个。某国营企业的情况是,全体职员中60%是副局长以上。 不仅组织有问题,做法也有问题。明明属于局长专断事项,却偏要向长官汇报;明明长官自行决定即可的事项,却跑去青瓦台,诸如此类降低行政效率的事例屡见不鲜。 政府内部承担综合协调职能的部门,也复杂地交织于青瓦台、安全企划部和国务总理室。 低效并非只留在政府部门。在竞争失败便无法生存的民间部门,也有无数浪费因素。 令人怀疑究竟是为会员还是为会长而存在的各种官办协会,机构也日益扩大,只增加会员企业的负担,最终转嫁给国民。 有人指出,各种协会与其说是为会员服务,不如说是凌驾于会员之上,这也不能不成为问题。 尤其是不尽快废除束缚民间企业脚步的众多行政管制,我国经济的步伐就无法轻快。尽管设有被授予责任和权限的各种监督机构,决定权却又上交到上级。因为权限下放只是明文规定,实际另有一套。 要放宽各种经济行政管制,改组政府行政组织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官僚组织的特性,总是不愿放松对民间的缰绳,在现有组织原封不动的状态下,放宽行政管制很可能只是做做样子。 【记者 崔性范】 [照片] ◇必须尽快清除弥漫于我们社会各处的低效因素。尤其是到了消除政府部门浪费因素的时候(照片为第六共和国政府在精简政府旗号下设立的行政改革委员会的会议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