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期外电报道,一家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美国公司会长为实现今年3~4月间的南北首脑会谈,在会见下任总统金泳三后前往了朝鲜。 南北首脑会谈终有一天要实现,但若外电报道属实,我们不禁担忧,在事情的缓急与优先顺序的判断上是否出现了失误。 希望我们的这种忧虑只是无谓的多余担心。我们借此机会希望金泳三总统当选人在就任后尽快分清“应做之事”与“应避之事”,并从“应做之事”开始尽早着手。 第一,应像过去的新村运动那样,把“全民意识改革运动”开展为全民性运动。例如“多做工作运动”“新心运动”“新秩序运动”等。我们在此倡导开展“节勤助正”运动。取“节约吧、勤勉吧、互助吧、正直生活吧”首字而成的“节勤助正”运动,应作为全国性国民运动展开。 没有类似“节勤助正”运动这样的精神运动、意识改革运动、精神重整运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活跃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二,应尽快提出能够给国民注入希望与愿景、并可要求国民分担痛苦的“国政目标”。与其含糊笼统,不如尽快向国民提出具体、可实现且可见的目标或计划。 以日本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池田首相提出“所得倍增”计划,田中首相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中曾根首相提出“生活大国”计划,各自作为国政目标,从而获得了国民的协助与参与。例如应连同具体方案一并提出“先进韩国”建设计划或“统一韩国”创造计划之类。 第三,应针对本世纪内将出现的南北统一,加快“统一基金筹集”工作和“南北韩同质化准备工作”。应以西德统一后经历的政治、社会阵痛与矛盾为镜鉴,尽快制定将此类阵痛与矛盾最小化的方案与对策。 第四,应开展在企业家和劳动者中激发工作热情的“热劲运动”。为此,必须让人们感受到经营的价值、工作的价值、参与的价值以及作为韩国人的价值。 接下来来看金泳三总统当选人“不该做的事”。 第一,不应重走疏于内政而偏重通过出访进行首脑外交的老路。 应避免以超出我国国力的经济援助为诱饵、以及为了并无多少实利的首脑外交而频繁出国。 卢泰愚总统在任期间为12次出国访问动用了为数不少的国家预算,将本应一分一厘节省使用的国家预算大量用于实益甚微的礼仪性首脑外交,是极大的失误。从现在起,应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预算投入内政,尤其是国内经济的活跃。 第二,不应重复第六共和国的北方外交与对朝接近方式。在不知苏联联邦政府解体和戈尔巴乔夫下台已近在眼前的情况下,把外交门外汉的总统亲信派往苏联,甚至提供30亿美元经济援助的“虚张声势”的北方外交,以及既未获得大韩航空客机被击落的道歉、赔偿或飞行资料,受害者反倒向加害者送钱的没有骨气的事大主义低姿态北方外交,如今应当停止。 在对朝接近方面,也绝不可急于举行南北首脑会谈,应正视在交换南北协议书之后仍向南方派遣间谍团、图谋对南赤化的金日成集团的两面性,避免过度的对朝怀柔政策。 第三,不应以实现分配正义为名义,对中产阶层和企业采取“反中产阶层·反企业”政策。为实现收入再分配,对富人重课税是必要的,但不应推行使担当我国经济火车头的企业、企业家(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家)和中产阶层崩溃的经济政策。对财阀也应引导其以主力行业为中心自发解体,而非由政府强制解体。 现在希望金泳三总统当选人区分“应做之事”与“应避之事”,为创造“新韩国”加快步伐。
1993-01-11 | 서울경제
[社论] 确定国政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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