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6%的胜利起步、成为文人政府诞生土壤的第六共和国,如今正缓缓落下帷幕。 第六共和国至少在合法性层面为长期紧箍第五共和国政权的政权正统性之争划上了句号。它有时以近乎无气力症的统治风格造出了“水”这一代名词,也与“普通人的时代”这一政治口号相称地实现了去权威主义和民主化的明确一步前进。第六共和国的功过,如今交由历史评价。 卢泰愚总统领导的第六共和国的功过,依视角不同略有差异,但大体沿着以下脉络展开:▲就任初期尝试去权威主义及为实践6·29精神的准备阶段 ▲4·26大选后的执政党小、在野党大局面 ▲三党合并 ▲12·18大选中民自党候选人金泳三当选。 卢总统就任初期,第六共和国的整体氛围集中于在6·29的延长线上营造与和平政权交替及民主化趋势相称的架势。 由此出现的是取消“阁下”称呼、提手提包的总统、圆桌会议,以及扩大国务总理权限、专业领域相关长官会议制度化等,但这些外在变化未能改变本质。 无论如何,第六共和国在就任初期一系列统治基础准备工作之后,由于国民通过4·26大选造就了执政党小、在野党大的政局,进入了新局面。曾被美化为选举革命乃至光荣革命的黄金分割式执政党小、在野党大格局,打破了执政党同时支配政府与国会的既有政治版图,把议政主导权从执政党转到在野党。平民党、民主党、共和党等在野三党在第13届国会一开院,便急于恢复维新时期被剥夺的权能,重启了议会三大固有权限之一的国政监查与调查。加上首次引入听证会制度,第13届国会拥有了比历届国会都更强大的力量。 强势在野党的出现使立法机构重获地位,并在议政活动中消除了“圣域”与“水位”。 尽管如此,执政党小、在野党大的政局也被指并非一定成功。因为在野三党虽握有并行使无所不为的权限,却难言取得像样成果;而完全由地域性集中投票形成的四党格局本身,开始被视为生产性政治活动的决定性障碍。 执政与在野四党实际上以“地域党”性质为基础分占政治基础,其结果是松懈了推进民主改革过程中必然应伴随的政治紧张,并导致民主化的重心毫无原则地散落。 尤其是第六共和国自起步便背负的三大课题,即▲与第五共和国的实质切割 ▲对卢总统的中间评价 ▲与民主化相称的广泛改革实践,被指极大削弱了第六共和国的施展空间。加之4·26大选的失败扩散了执政圈的内争与无气力症,虽与第五共和国无所不为的权威主义有了区别,却招致行政的混乱。 第六共和国进入第三年,准备了新的政治实验舞台。1990年3月民正党、民主党、共和党的三党合并,既是史无前例的执政与在野合并这一外在变化,也成为在第六共和国政治史上划下一笔的契机。 卢总统就任后近两年时间几乎都被中间评价实施及清算第五共和国之争所困扰。与国家利益或民生关系不大的问题,在新政权就任两年多之后仍未能从政治争论中排除,以致经济萧条、民生不安等国政要务只在政治表皮上打转,未能得到深入讨论。为实现这一局势的“大反转”,需要政界格局重组这一出口;沦为第二在野党的民主党与以关键一票如何维持政治持股为关心事的共和党利害交织,此后成为最大政治话题素材的三党合并由此达成。 然而三党合并从诞生起就杂音不断,起步后更倾泻出▲股价暴跌 ▲KBS工会事态 ▲房地产投机 ▲物价不安 ▲民生治安漏洞等负面结果,甚至造出“总体难局”这一新词,运转吱吱作响。 仅撷取重大事件也已令人窒息。▲1991年5月西江大学生金基卨自焚身亡及明知大学生姜庆大致死事件引发的公安政局寒流 ▲以内阁制备忘录公开为契机蔓延的执政圈内极端对峙,以及时任党代表金泳三的马山之行等,政治圈真可谓一寸前路都难以预见。 政治圈这种无限政争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中心轴、新局面展开的,是前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宣布参政。当然此前以第五共和国核心人物、前安全企划部部长张世东为首也不乏新党动向,但就对政治圈整体的影响力或潮流转换而言,可以说郑周永的参政划下了一笔。 不过就政治领域而言,无论如何,第六共和国整体上民主化取得相当进展,通过清算权威主义体制创出新政治文化,可称为巨大收获。 统一、外交领域被视为使卢总统政绩耀眼的成果之一。 通过88年奥运会为东西方和解作出巨大贡献,并乘势与苏联、中国、匈牙利、波兰等建交,使北方外交成为实现全方位外交的契机。 北方政策的成功尤其为我国外交带来更多选择机会,并确保了可对南北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的杠杆。同时提升了我国社会“非自由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即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种二分法思维的柔韧性,带来统一讨论的活跃。 相反,经济领域被视为第六共和国最大失策之一。一句话,第六共和国的经济可概括为“哲学的贫困”。 首先,负责政策的经济班子更换过于频繁,因而失去一贯性,经济政策也因此未能获得国民、劳动者和企业的信赖,这被提为失策的原因。 经济政策的结果本来总有一定时滞——副作用消退后药效才显现——却只顾看舆论眼色,朝令夕改地变更政策。 如此一来,经济政策的着眼点只能急于化解眼前难题而非中长期视角,这种政策基调的变化恶性循环地持续,顺差经济一头栽进逆差经济。 第六共和国到现任第四位副总理崔珏圭为止,平均一年更换一次指挥塔,这远不及第五共和国平均两年的任期,政策方向也重复着增长→稳定→增长的恶性循环。 尤其是为矫正经济失衡与不公平,第六共和国政府作为雄心之作尝试的土地公共概念制度的扩大引入、金融实名制、税制的划时代改革,也被指没有多少成果便推给了下届政府。 不过,政府限制竞争的管制得到放宽、市场经济的自律功能变得活跃,这一点可获得为今后经济管理提供积极土壤的评价。 第六共和国的治安、劳动、教育等社会领域,被指未能摆脱名副其实的过渡调整期式不稳定,而非实现稳定的本土化。 当然,在治安方面也有解决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独立这一长年夙愿的成果,但正如“与犯罪的战争”宣言所示,仍受慢性治安缺失之苦。尤其劳资问题被凸显为为经济稳定必须解决的课题,政府对此的应对不同以往,但政府的应对方式因频繁投入公权力而趋于僵硬,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和平未能确立。 此外,禁止工会政治活动、禁止复数工会等陈年争议也未能解决,涉及1500余人的全教组问题也在潜伏状态下移交给下届政权。 【记者 郑求莹】
[照片] ◇被视为第六共和国突出政绩之一的北方外交。1992年8月24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北方外交装点了华丽的收尾。 [照片] ◇第六共和国初期汇聚全体国民视线的第五共和国听证会。在造就听证会明星的同时,也成为各种无节制民主化诉求喷发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