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是欧共体这一巨大单一市场启动的元年。伴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气势旺盛的东亚经济圈,世界经济正开始鲜明呈现三极化现象。再加上带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克林顿新政权登场,这些都是规定新的世界经济走向的决定性变量。首尔经济新闻迎新年之际,汇集韩、美、日、欧共体学者的撰稿,为对这一走向的诊断提供一个共同探讨的场合。
李基铎 <延世大学教授> ▲1935年生于首尔 ▲延世大学政治外交系毕业,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国索邦大学博士学位 ▲驻日、驻法公报官 ▲著作:国际政治史、朝鲜半岛与国际政治等多部
在世界变化与新国际秩序重组的过程中,韩国的变革与变化正受到历史性的要求。历史证明,若不能明智地应对这样的历史要求,国家与国民就会受挫。 以新国际秩序告终的冷战下两极对决,从更广阔的历史意义上看,是以盎格鲁—撒克逊对斯拉夫的胜利而结束的。发源于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西方”价值体系,即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原理,更深地渗透并扩散为世界秩序。正如以“历史的终结”所表述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斗争正在宣告终结,人类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只剩下自由民主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 因此,我们也被要求从冷战秩序下应对共产主义的生存方式与战略,转向与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本质性态度变化。 冷战体制的恩惠 韩国首次在海外赚取硬通货,是在越南战争这一冷战的市场形式中派兵,按每人多少的方式赚取美元。随后,承接美国五角大楼设计的沙特阿拉伯军事设施建设分包工程,开始进军中东地区,从而能够正式赚取外汇,这成为我国经济的基础。海湾战争时期的地下司令部正是由韩国施工方在1970年代建成的。这与日本以朝鲜战争这一尖锐冷战对立之极致所带来的“特需”为基础,打造出战后今日日本经济的基础是一样的。 实际上,在冷战体制与秩序下,国民经济并非按原本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原理运行。那是冷战的“恩惠”。其反面情形适用于朝鲜,这自不必说。今天的中国虽然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但在本次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上已将其写入党章,并正在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秩序。而我们以北方政策的美名,反而从冷战的视角过度接近“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圈,以致在过去数年间未能开拓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新接近途径,结果丧失了市场。 如今我们正面临一个问题:在没有冷战恩惠的情况下,如何接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其代表性例子可见于,接受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和中国要求过去的同盟国在原油销售上,不再采用冷战下的“友好价格”,而依据市场经济原理按国际价格并以硬通货结算。这类问题对我们更为切身。仅以在冷战下对抗共产主义作战为由而获得经济补偿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适当适应营利追求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理,正是我们的处境。 从这一意义上说,今后所谓朝鲜半岛问题,或者朝鲜问题的本质,已不再是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对决的含义,而直接关联于如何接受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的问题。 社会主义四项原则 在所谓朝鲜半岛后冷战过程中将提出巨大问题的“朝鲜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说正转变为:朝鲜对正在世界秩序化的“民主主义”这一政治价值和“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价值将作出何种反应的问题。在今后或将震动朝鲜半岛的朝鲜政治变动中,起决定性关键作用的是:朝鲜的政治体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开放政策”;在目前经济状况下,一年能生产三艘潜艇的重工业优先主义军事经济,能否转向农业或轻工业。这可以说是问题的本质性变化。 另一方面,从新国际秩序与东亚的变化和均衡的角度看,我们应当关注的是,中国在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宣明将在相当长时期坚守“社会主义四项原则”这一事实。以及日本在预料衰弱的美国从西太平洋后退的同时,开始将此把握为该地区的“力量真空”。实际上,日本出于夺回1945年让给美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主导权的意图,开始发出新的声音:过去日本主张的“亚洲人自己的亚洲经济”有什么不好。 古典的势力均衡 即只是日本旧军阀不好而已。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式地质疑西欧民主主义是否也必然适合亚洲国家与国民。因此,为填补今后东亚地区预料出现的力量真空,日本与中国之间古典的势力均衡式角力可能以朝鲜半岛为中心展开,这一前景正唤起我国国民对旧韩末噩梦的回忆与警觉。 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中举行的本次总统选举的过程及各项结果,在韩国政治史上可以说是国民与民主主义的胜利。朝鲜战争以后,凭国民的努力,在实现作为“反共”基础价值的民主主义方面成为亚洲的典范,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值得自豪。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奥林匹克式感动。 然而,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如何应对自由市场经济,我认为这一问题在迎接1993年新年之际,将成为规定世界与韩国关系的重要深层动因。同时,正如南北关系的性质所示,朝鲜半岛问题有可能不同于历史性的世界秩序,而带有更为激烈的冷战性质,并在此状态下经历后冷战过程,这一前景也构成问题。从世界与韩国的角度看,包括朝鲜在内的朝鲜半岛的将来,我认为归结于如何适应今天新的世界秩序即民主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这一秩序的问题。只是这里成为问题的是,我们如何应对与世界秩序相距过远的朝鲜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这是在对内层面无法回避而必将面对的问题。 重要的深层动因 对于这样的世界秩序变化,特别是在对内层面可以预测的朝鲜政治变动,我们是否具备能够适当应对的稳固的对内政治基础,这可以说是最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