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科学技术而言,第六共和国的五年堪称可记为“问题化”的时期。以1989年为转折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幅下滑,我国的科学技术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那是一种求救的目光,期望科学技术能够支撑起陷入泥潭的产业和韩国经济。然而我国的科学技术既没有支撑摇摇欲坠的“韩国股份公司”的准备,也没有这种能力。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为阻止尖端技术外流而筑起的保护篱墙越来越高。在冷战秩序退去之后的空位上,把技术武器化的经济战争迅速填补进来。“韩国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技术危机”这一认识才刚刚萌芽。怎么看都没有可用之物的我国技术实体被聚光照射。理工科大学教育恶劣到令人不愿正视的现实也被揭开。然而直到第六共和国即将结束,我国的技术竞争力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第六共和国做了什么?是否播下了让第七共和国收获果实的种子?【编者注】 “一句话,就是无数的原论之中缺乏各论。在围绕科学技术的环境、尤其是产业竞争力一落千丈、贸易赤字如雪球般膨胀的情况下,要推行全国性的技术创新,就需要超越通常水平的对策、采取特别措施。政府却以‘研究开发预算比上年增加20%’这样的说法,自满于‘已经尽力而为’,这实在是自相矛盾。嘴上说‘经济处于危机’‘科学技术是关键’,却弥漫着只要多增加一点预算问题就会解决的安逸态度。本应采取更大胆、更具划时代意义的非常手段,但在这一点上,第六共和国低于期待。”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政策企划本部的一位相关人士,身处官方一侧却仍然强烈批评第六共和国科学技术政策的失机。 他表示,过去五年间政府、企业和一般国民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很重要”这一认识,这本身已是极为宝贵的经验,并补充说:“但问题在于那样的认识没有转化为行动,理论没有转化为实践。” 初期是无风地带 第六共和国围绕科学技术的状况确实带有鲜明的转型期性格。仅在初期,我国的科学技术还是一种无风地带。企业认为引进技术比自行开发更便宜、更安全。当时只要给钱,买技术毫无问题。 由于产业界这样的“呼唤”、即社会对自主技术开发的需求很少,大学教授沿袭陈旧理论、拿着老旧讲义笔记也能被容忍。因此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未能摆脱狭义部门政策的框架,各部门都将其视为“仅属科学技术处管辖的事项”。在此期间,我国用自己开发的计算机系统成功举办了88奥运会,又以自己的兴奋剂检测技术查出创下超越人类极限新纪录的世界级田径明星本·约翰逊的服药事实,科技界一时陷入自我陶醉。 沿着这一延长线,1988年12月就任的科学技术处长官李祥羲宣布1989年为“基础科学研究振兴元年”,修订基础研究振兴法,政府的科技政策还表现出把重心从产业技术转向基础科学的余裕(?)。 然而这种悠闲没能持续太久。截至1988年累计超过3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引来发达国家对韩国的警惕,并立即以贸易壁垒和阻断技术转移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1989年达763件的技术引进件数,1990年为738件,1991年为582件,呈急剧减少趋势。此外,1991年技术引进的对价支付共计11亿8000万美元,每件超过200万美元,比1987年猛增2.5倍,引进先进技术变得愈发困难。 企业被逼到角落。曾经畅销的低价商品如今卖不动,正需要生产应用更高级技术的新产品之际,发达国家却坚持不再提供技术。此前在经济大国美国和日本周边、和睦地分工生产精华与边角料的国际分工关系一夜之间解体,发达国家开始主张“对等关系”。 升格为最优先战略 政府各部门这才开始关注技术开发,并在各自领域内建立各自的研究开发项目。如今科技政策再也不能只是科学技术处的部门政策,而被升格为国家发展的最优先战略。 与此同时,各种对策纷至沓来。“为克服经济难局的技术开发对策”“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计划”“生产技术发展计划”“科学技术革新综合对策”等,天一亮就又有一个对策以朝令夕改的方式被制定出来。青瓦台也开始举办令人联想到过去“出口振兴扩大会议”的“技术振兴扩大会议”,随后又召开了“竞争力强化对策会议”。 终于在制定对策的高潮中诞生了“G7项目”,并推进了在第六共和国以未完告终的“技术革新特别措施法”的制定。G7项目是在确保我国独有技术、于2000年代进入世界科学技术先进7国这一雄心目标下,向HDTV、超大规模集成半导体、尖端生产系统、新医药、下一代反应堆等11个课题的开发投入共计3万6900亿韩元。G7项目引发了发达国家更大的警惕,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对其成功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但这是首次由商工部、递信部、动力资源部、保健社会部、环境处等多个部门作为主管部门参与同一项目,仅研究规划就花费一年以上时间制定,因此政府寄予很大期待。 对“G7”寄予厚望 技术革新特别措施法是因为政府和企业推进技术开发时,现有各种制度和法令常常成为障碍因素,科学技术处遂以一种可以超越这些障碍的上位法概念推进立法。然而由于预料自身“领域会被侵犯”的各部门强烈反对,曾被期待为“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特别措施”的技术革新特别措施法在第六共和国未能见到光明。这被指为第六共和国政府一有机会就强调技术开发的重要性、但在决定性时刻却回避决断这一倾向的样本。带有改革性格的大胆举措,每当相关部门利害对立时便无一例外地受挫。以专门负责技术开发的金融支援为目的的技术开发银行、以高尔夫球场和夜总会等奢侈性娱乐场所为主要课税对象的科学技术税,或者流产,或者虎头蛇尾地缩减;一度还大张旗鼓地宣称要革新理工科大学,但划时代的教育投资至今尚未实现。虽有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但毕竟以投资技术开发获得共鸣而推进的技术开发彩票发行,也因发行EXPO、住宅、体育彩票的现有彩票主管部门就“市场占有率”展开的神经战,年内发行计划一再推迟。 科学技术投资的问题更为严重。韩国产业技术振兴会1992年版产业技术白皮书披露,我国的研究开发投资若扣除物价上涨等虚数,1989年和1990年的实质投资增长率分别为4.9%和5.6%,大幅低于实质经济增长率6.7%和9.0%,令人震惊。 相应地,科学技术投资占GNP的比率在1990年为2.24%,大幅低于当初计划的2.8%。因此政府修订了科学技术投资计划,将1992年的计划从当初的3.2%下调至2.63%,但这同样很可能落空。专家们断言,在这样的趋势下,政府奉为金科玉律、且本次总统选举中各政党如同约好一般作为公约提出的2000年科学技术投资占GNP 5%,是“没有划时代措施就不可能实现的空约”。 消极态度是问题 如此低迷的科学技术投资源于政府的消极投资。发达国家大多在研究开发投资中政府负担达40%~50%,其中较低的日本也在27%水平,而我国1989年为17.1%、1990年为16%,少得离谱。到这种程度,与发达国家投资的绝对额相比,说我国政府“不投资”也不算过分。以技术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只是空谈,看不到真正的意志、决断与执行。 第六共和国五年间,研究开发投资、技术人力培养、技术开发支援制度的改革等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许多问题得到确认,也摸索了替代方案。国民对科学技术的关心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大幅提高。然而第六共和国似乎把比已解决的更多的课题留给了下一阶段。【记者 李在权】
[照片] 有人指出,第六共和国五年间我国科学技术的各种问题与实体得到了总体性的聚光照射,但在替代方案的摸索与实践上仍显不足。照片为开启宇宙时代的我们的星1号发射场面。
年表 ▲ 1988年8月 设立基础科学研究支援中心 ▲ 1989年3月 缔结韩匈牙利科技协定 ▲ 1989年6月 将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从科学技术院(KAIST)分离 ▲ 1989年12月 制定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 ▲ 1989年12月 修订技术开发促进法 ▲ 1990年1月 在大学指定优秀研究中心,着手正式培育 ▲ 1990年11月 确定光州等5个尖端产业研究园区建设计划 ▲ 1990年12月 缔结韩苏科技协定 ▲ 1990年12月 将中央气象台升格为气象厅 ▲ 1991年5月 将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常设机构化 ▲ 1991年8月 引入企业内技术大学制度 ▲ 1991年11月 修订科学技术振兴法 ▲ 1992年1月 韩美科技协定4年后再次缔结 ▲ 1992年5月 开始筹集1万亿韩元科学技术振兴基金 ▲ 1992年6月 确定G7项目 ▲ 1992年6月 制定原子能研究开发中长期计划 ▲ 1992年7月 设立韩国综合技术金融(株) ▲ 1992年9月 缔结韩中科技协定 ▲ 1992年11月 制定技术士法 ▲ 1992年11月 大德研究园区建设竣工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