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近来的选举局面,感觉所有人都太张扬了。也许选举的属性本就如此,但如今这个世界上只有夸耀自己了不起的嘴,却根本没有倾听他人的耳朵。对混浊的选举局面忽生厌烦之际,我想起了几位已被忘却的人。 60年代末,我曾在一家编纂词典的出版社临时做翻译工作。当时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有一位做同样工作的半老之人。他午餐时间总是独自吃带来的饭盒,不与任何人来往,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读书。工作结束后也不下班,而是摊开书本。他获得部长许可,在办公室读一个小时左右的历史书才离开。 后来才知道,他曾在市内女子高中教了二十多年历史。因担任4·19之后成立的教员工会的组织部长或文化部长之罪,在5·16军事政变后被拘押,服刑三年六个月,并被赶出讲台。彼此熟识后,他曾表露希望十年之内能重新站上讲台,也吐露过自己把眼下能接触到许多难以求得的书籍视为绝好机会、要踏实读书的想法。 我们在一起将近半年,我从未见他有哪一天间断读书。不仅如此,比如开工前女职员打扫时(当时有这种风气),他也一起擦地,一张稿纸都不随意丢弃,事事堪为模范,因此受到全体职员的称赞,说他是真正像老师的老师。他英语、日语都很出色,实力非凡,却从不出头显示自己懂得多,只有被问到时才勉强作答。 我与他共事的时间只有六个月,但那段时间我从他那里确实学到了很多。因为志趣相通,此后我们也时常见面,他终究没能回到学校。他在那家出版社又待了几年,出版社关门后失去工作,辗转于各家出版社承接廉价翻译活计,不过几年便去世了。“看来要放弃回学校的希望了”——70年代初他来找我时,以明显衰弱的面容无力地这样说,那副模样我至今难忘。 还有一个让我想起的人。是比我大十几岁的诗人。有一时期我们曾同处一间拘留所,我没做什么事很快就出来了,而他以参加革新团体之罪名被判实刑三年。 他获释后,我们时常在文坛聚会之类的场合相遇,他总是佝偻着高大的身躯,穿着旧军用派克大衣,躲在角落里。耳上插着的助听器和滑落到鼻梁的老花镜,看起来十分寒酸。他似乎在勤奋写诗,远远看到我就悄悄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诗稿给我看,但我几乎没见过发表出来的。似乎没有人认可他的诗。 知道他把我看得格外亲近,我也几次把他的诗介绍给熟识的杂志,却一次也没见效果。就连他因参与进步势力之罪而入过狱这一事实,人们似乎也当成嘲弄的材料。70年代初文人们与维新体制抗争,动辄发表声明、举行示威,但他连那个行列都没能加入。 现在想来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我也没想过要把他带进来。尽管他偶尔打电话来说辛苦了,给予鼓励。我记得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去医院灵堂的事。年老的妻子和年幼的丧主,以及连下酒菜都没有、只喝烧酒的三四位吊客之外空无一人的灵堂,显得凄凉。 这样正直地活过,却无名无姓、连一份记录都未能留下就死去的人,何止一两个。在这样的人面前,那些在世上出了名、把想说的话都说尽的人,似乎有必要稍微更谦虚一些。我希望能有这样一场选举:想着这些人,不是只高声呼喊自己的话,而是也懂得谦虚地倾听别人的话,这样的人被视为更加珍贵。
1992-12-13 | 서울경제
[周日清晨]谦逊的选举 申庚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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