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 ·1914年3月6日生于江原道淮阳 ·35年毕业于京城高等商业学校(首尔大学商学院前身) ·35年进入朝鲜殖产银行 ·57年任复兴部长官兼经济调整官 ·59年任财务部长官 ·65年任国际经济开发协议会(SID)韩国支部长 ·74年任驻比利时·卢森堡及EEC大使 ·76年任韩国输出入银行行长 ·80年任东洋尼龙(株)代表理事会长 ·82年任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 ·86年任韩国能率协会会长 ·86年任韩国扶轮社总裁团 ·87年任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顾问 “财界的正一品”、“财界·金融界的巨木”。 这些华丽的修饰语,长期伴随着淮南宋仁相先生。他1935年进入朝鲜殖产银行,自由党时期历任财务部理财局长、韩国银行副总裁、复兴部长官,随后作为名财务部长官活跃一时;又担任长期资源对策委员长、税制审议委员长、驻比利时大使兼EEC卢森堡大使,以及1976年他本人创立的独立银行——输出入银行的首任行长,直接、间接参与了第三共和国的政策制定。 今年79岁。仅一个月后便将迈入80岁高龄,但淮南依然在多达十余个各类团体中展现着超乎常人的老当益壮。 他目前担任的主要职务包括自1969年以来出任的国际经济开发协议会理事,以及韩美协会会长、东洋尼龙(株)会长、和平统一咨询委员、太平洋经济协议会韩国委员会顾问、韩日经济协会顾问、韩国能率协会会长、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顾问等。 经济原理的信奉者 在既无资本也无人力的年代,淮南所开创的韩国经济发展基础,在我国经济史上划下了浓重的一笔。然而,与他在官主导经济政策中担任核心角色、所谓“官方经济人”的形象不同,他以“国家的经济政策应以经济原理为基础顺理成章地推进,而非依靠冲击疗法”这一主张而广为人知。 首尔西小门晓星大厦9层的东洋尼龙会长室。周末的某个时刻,在那里见到的淮南,一如他平素以绅士风度、挺拔身姿为标志那样,依然显出洁净而富有弹性的健康之美。 ‘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法,一周去打一两次高尔夫罢了。跟年轻人一起打,他们就再也不愿跟老头儿打了,所以最近常与水曜会成员金奉镇、朴钟植先生(律师)等一起。还有只聚集70岁以上者的“长春会(会长李东宁,成均馆大学理事长)”的韩国投资金融会长金奉殷、乙酉文化社会长郑镇肃、国际火灾会长李珌奭、画家月田张遇圣先生、东洋化学会长李会林等,偶尔一起打一轮;与同为甲寅年出生的宇成建设会长崔主镐也常在一起。’ ——会长您是光复后为数不多的经济精英,从那时起至今始终担任高层经济官僚或经济领导者。您是何时、如何走上这条路的? ‘日据时期在现韩国产业银行前身殖产银行工作是开端。光复后也致力于殖产银行重建,1949年出任财务部理财局长,自那时起,我便为自己设定了必须倾尽全力投入祖国经济重建的人生目标。当时赋予我的首要职责,是填补人才的巨大真空。因此我着力于发掘和培养人才,使年轻人才能够在祖国重建事业中冲锋在前;或许正因这份热忱,我在韩国银行副总裁时期,曾流传说美国大使馆对我作保的年轻留学生一律予以接纳。’ ——您在自由党时期曾任复兴部长官,复兴部相当于今天政府组织法中的哪个部门? ‘复兴部是战后负责韩国经济重建的部门,相当于现在的经济企划院。5·16之后一度改称建设部,但那只是短暂时期,后来定型为企划院。’ ——今年以来,国民银行狎鸥亭洞支店代理涉案的金融事故,以及最近商业银行明洞支店长自杀事件所暴露的金融事故等大型金融事故频发。我认为金融界根深蒂固的揽存惯例等负面行为是主因,有什么治理之策吗? ‘归根结底,金融业也与我们社会、韩国经济整体同轨,一言以蔽之,它反映的是病态的韩国社会,我是这么看的。但金融业本应最讲伦理、最重公信力,却接连发生不祥事件并因此失信,金融从业者自身也必须承担重大责任,这更是莫大的耻辱。防范事故并无别的办法,忠实于金融业的常规正道即可。增加储蓄固然重要,但若为此而行不正之事,谁还会把钱交来存放呢?’ ——面临大选,各党纷纷提出实施金融实名制。过去80年代初和1988年也曾推进实施而后搁置,有过试错。您平素对金融实名制的看法如何? ‘实名制是原则,对其本身我毫无异议。只是问题在于,在地下经济仍占相当比重的我国社会条件下,不能因为实名制好就急于求成。遏制财富集中、打造均衡社会的宗旨是好的,但如果由此引发更大的社会混乱,也不能无条件地一味实施。日本多次尝试至今未成,应引为他山之石;实施是要实施,但循序渐进才算明智。’ ——政府称将实施降息或利率自由化。您对金融自律化持何立场? ‘我认为金融自律化必须推行。仅看现在的商业银行事件,如果实现金融自律化、股东拥有较大发言权,这类问题从根源上就能防止。另外,仅就降息而言,人为压低是行不通的。随着金融自主性的确立,利率也会找到它应有的位置。’ ——韩国经济如今被开放与自律化的浪潮席卷,几近迷失。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逆差大幅扩大,持续显现不安征兆。您认为克服这一危机的处方是什么? ‘我认为韩国经济的开放是无法回避的命运。我们的经济结构本身,只有以经济国际化、全球化为前提才能得到发展。换言之,韩国经济是外向型经济,不对自身开放,就无法投身全球化潮流去竞争并生存下去。因此我们要做的重要工作,是政府、企业、研究团体都要全力去准确追踪、把握和捕捉不确定的未来的不确定性。’ 对华经济合作宜慎重 ——几天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了首尔,如今许多人对对苏、对华经济合作投以忧虑的目光…… ‘从政府北方政策的角度看,对苏、对华经济合作是可期待且有意义的。但从企业的角度看就有些不同。企业不可能总是只追求安全,但我认为必须时刻把不确定性放在心上,考虑自身的安全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若不经充分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评估就决定投资,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 ——财富集中,以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与伦理基础,一直是我们社会的重大问题之一。您认为这种现象为何形成? ‘我认为这源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为追求快速开发,必须依赖政府资金或政府提供支付保证的外国资本,而且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被选中的企业获得巨大惠益,形成了大企业;随着经济增长,企业的集中开始出现。总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与其他企业的落差,由此引发问题;但在外向型、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中,维持规模经济是必要的,我想国民也能够理解。问题在于今后怎么做。从现在起必须阻止经济力量的进一步集中。政府应以税收政策为首,动用大胆推进企业上市、强化MRFTA等一切可行办法,导出与中小企业共生的体制。企业家也应发挥企业家精神,通过将企业利润回馈社会等方式尽到社会责任。’ ——作为资深经济学家,请您对今天我国经济作一总体诊断,若有特别针对我国财政、金融业发展的建言,也请赐教。 再来一次干劲 ‘有人谈论韩国经济的悲观论,但我不认同。前景是光明的。因为从人均收入60美元的时代至今,我一生如观掌纹般审视我国经济,始终判断韩国经济的管理能力——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相当出色。每当困难来临,必定具备化解的能力,因此我持乐观态度。虽说东南亚各国踩着我们往上走,但以长远眼光看,它们还成不了竞争对手。若一味负面看待,那是没有尽头的。最近某教授在什么地方写了篇文章说“只要干得带劲就行”,政府、企业、消费者都带着劲头去做事,这很重要。金融业是只有建立在客户绝对信用之上才能成立的行业。没有这一点,金融业就无法存在。因此金融从业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出失去客户信任的行为。增加存款虽是金融业中最重要的事,但为此动用不正当手段,作为金融人是令人痛惜的。我认为应尽快付出一系列努力,重新恢复已失去的客户公信力。同时要重新认识金融的国际性,尽早把大量人员投入国际金融教育,以应对迎面而来的开放浪潮。这不仅出于竞争层面的考虑,更因为金融业本来就带有国际性,没有精通国际金融的人才,金融自身的发展便无从期待。’ ——您在自由党时期已担任过复兴部长官和财务部长官,有没有什么令自己难忘的成就感? ‘韩国银行时期参与货币改革,其后历任重要经济部门时推行公务员年金制、开展农村地区开发事业、合作住宅事业,以及主导成为5·16后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母体的长期经济开发计划等,都留在记忆中。其中尤其难以忘怀、至今仍令我心怀自豪的,首先是复兴部时期设置并运营产业开发委员会、制定长期经济开发计划,使韩国经济进入开发阶段;其次是倡导公务员年金制并使之结出果实,延续至今。’ 4·19后三年狱苦 ——反过来说,例如最令您悔恨的时期是何时?想必是民主党时期被当作政治犯而身陷囹圄之时…… ‘是的。狱中三年是最艰难的时期。但也有收获。我读了原文版温斯顿·丘吉尔回忆录24卷,又花三个月艰难读完基辛格著名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还读了新旧约圣经等,在里面攻读了许多书籍。也只有沉浸于读书,才能忘却种种杂念。不过在此我想明确一点:对于5·16之后至今一味斥责“自由党政权是独裁与腐败政权,什么都没留下”的看法,我无法赞同。今天韩国经济能发展到这种程度,是因为从自由党时代起就打下了制定长期经济开发计划、培养人才等基础。贵报(指韩国日报·Seoul Economic Daily)也是已故社主张基荣一砖一瓦垒砌起来,才被提升到今天的社势,不是吗?我认为历史是重复的,绝不是断裂或凭空创造出来的。李承晚博士的独裁问题,我也相信后世史家会作出评价。作为当时的阁僚之一,4·19后我曾三年身陷囹圄;但回头看,那三年对我而言是不幸的岁月,是一个“点”而非一条“线”。’ ——您平素的座右铭是? ‘就是我名字中的仁字。以仁待人、施予他人,必有回报;即便没有,由此获得的内心满足感也无从计量。现在做的“扶轮社”工作,也出于想通过扶轮社回报一生所受恩惠的赤诚之心。’ 文 卓成万次长 摄影 韩光熙次长
1992-12-01 | 卓成万, 韓光熙
[元老说] <44> 韩国经济每逢危机皆有突破力…未来光明 前财务部长官宋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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