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11-27 | 서울경제

[圆桌] 文学与经济的对话 朴泰洵(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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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有一些聚会,旨在友好地确认“文学与经济”的关系。然而在企业人士与在职文人的会面结束之后,传出的声音大体是冷清的。 有人说,只留下了“文人们似乎只会开口要钱,太寒酸”这类不快的反应;也有人说,由于文学界对经济的无知乃至偏见,使一般民众对经济界、企业界、财界的印象变得模糊,应当自省。 马克斯·韦伯从新教伦理中寻找资本主义者乃至企业家的面貌,已是19世纪的事;而在我们这个太晚才发现所谓后发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在一定程度上经历所谓“贱民资本主义”乃至“贱民企业家”的阶段,或许也是必要的。既然如今已成熟到足以摘掉那“贱民性”的标签,那么不仅应当能够对此表示认同,实际上也应当给予认同。 那么文学圈又如何呢?在传统社会,文人属于两班士大夫阶级,“识字”本身就是特权身份的标志;而进入近代以后,文学的社会地位急速下行,岂不是发生了逆转现象。 如果贱民资本主义正变为金权资本主义,那当然并非可取。如果特权士大夫文学摆脱封建性,却只停留在流浪无产者式的边缘性文化意识上打转,那当然也是可悲的。 尽管如此,以文学的劳动者化与经济的金权资本家化这种对立结构来把握文学与经济,并非事态的本质。因为国民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建设,是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应当彼此汇合的命题。文学与经济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关系,只是必须明确一点:两者不可成为勾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