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普通人,就连经济学家也常常容易把CD(可转让存单)误认为是激光唱片,而如今CD却重创了金融市场。假CD泛滥成灾,最终空头CD甚至逼得一位银行支行长自杀。 此次事件足以为韩国金融、进而为韩国经济的前景投下巨大的不安阴影。因为这次显现的一系列现象并非枝节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并非一时的,而是很早以前就已埋下祸根。谁也不知道第二个、第三个李希道会在何时何地出现。而且这对实体部门的负面影响将非常巨大。CD市场已经瘫痪,原本下行的实际利率正在回升。 结构性矛盾的结果 毋庸多言,此次事件是韩国金融结构性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首先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资产一侧充满不良债权。因此收益状况不可能良好。由于政府的正式管制、非正式干预,或者由于银行自身放松贷款审查,银行的不良债权像雪球一样膨胀,如今规模过于庞大,以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反而被作为债务人的企业、尤其是财阀企业牢牢掌控。为了收回不良贷款就必须救活企业,为此又必须持续放贷,于是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持续不断。不言而喻,持续放贷需要持续的资金流入。 过去30年间,银行在贷款审查上被束住了手脚,但在吸收存款方面培养出了无数能人。然而,与第二金融圈相比,银行的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加之多家新设银行加入,在有限的存款市场上银行相互角逐的过程中滋生种种不法行为,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在银行里,升迁属于善于揽存的人而非关注贷款审查的人,在这种风气下,这或许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此次出事的商业银行,截至91年末不良贷款(估计损失+收回存疑)远超总贷款的3%,而不健全贷款(不良贷款+固定+需关注)即使在大规模银行增资完成的89年末(银行监督院不公开此后的数字)也超过20%。不良债权恶化现金流,加之在经济泡沫被挤出的过程中,揽存比过去成为更加迫切的课题。而且近几个月利率急剧下降,银行收支恶化,资金压力进一步加剧。此时若让精力过于旺盛的人坐上主要支行长之位,几乎无例外地会出事。 盲目引进是问题 此次事件直截了当地表明,以金融自由化为名,把国外开发的金融产品——而且是由政府主导——盲目引进,会产生问题。像CD这样诞生于银行体系的金融产品,要在第二金融圈流通,只有在近代金融惯例高度发达、"信守承诺重于千金(My word is my bond.)"的风气下才有可能。而金融事故往往在资金过度集中或信息被切断时发生,CD市场恰恰比任何其他市场都更容易发生金融事故。因此在美国或日本,实行发行额限制等细致的监管。然而我国在毫无事前准备的情况下引进了CD。 CD原本诞生于1961年,美国花旗银行(当时为FNCB)行长里斯顿为突破规定利率上限的法规(Regulation Q),并在与短期直接融资市场的竞争中确保充足资金,而作为负债管理的一环开始推出。 应彻查问责 我国曾在1974年至77年、以及1978年至81年两度由银行发行CD。但因各种条件不具备,业务成绩低迷。此外因其为不记名,也未能免于"为筹集政治资金而引进"的指责。 此后,1984年第三次登场的CD,在僵化的通货管理体制下,对银行和私人放贷者都是有用的产品。银行在放贷时利用CD搞搭售,被迫接受CD的企业即便折价也得卖出,私人放贷者便钻这一缝隙,勾结金融机构获取巨额利益。在此过程中,唯有企业受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金融界应更加贴合我国实情来开发金融产品。也不应把金融产品的多样化误认为金融现代化。日本和德国的金融产品比美国匮乏,但没有人说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营比美国糟糕。 无论如何,金融监管当局不应对此次事件敷衍了事,而应彻底调查并严厉问责相关人员。金融自由化不是金融放纵化。放松事前管制的同时,事后监管必须更加严格。应认识到,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可以带来促进竞争与效率的积极效果,但作为代价,也蕴含提高金融不稳定性的风险。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金融监管当局维护信用秩序的努力。 应确保贷款审查权 此外,只要银行的贷款审查权得不到保障,类似此次的事件就会继续发生。但背着不良债权就无法行使贷款审查权。因此必须以某种形式解决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帮助银行摆脱财阀企业的束缚。通过全民共识解决费用分摊问题从而化解不良债权,并在此基础上确保银行贷款审查权的自主性,这才是金融自由化的要义。
1992-11-26 | 서울경제
[特别投稿]CD事件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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