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11-25 | 서울경제

发达国家放射性废物处理场 “全部信息向居民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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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眠岛事件后正好两年。此后政府在更为艰难的条件下,为确保放射性废弃物处置场场址,以公开行政、多方面说服居民等方式作出了各种努力。但居民对放射性废弃物的笼统不安感仍未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加之从席卷全国的总统大选参选人中无一人就放射性废弃物问题提出明确承诺即可看出,在政界一贯回避问题的“不触碰”风气下,放射性废弃物处置事业已第二年停滞不前。本报通过实地采访,了解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等核电强国成功推进放射性废弃物处置事业的经验。 “既然已由国民共识选择核能作为发电手段,那么在我国国土内处置由此产生的废弃物理所当然是我们的责任。若对此有异议反倒奇怪。问题不在于纠缠放射性废弃物是安全还是危险的消耗性争论。重要的是建立能够安全管理放射性废弃物的制度和设施,并取得国民愿意接受这一点的健康认识。” 在瑞典专门负责放射性废弃物管理的公司SKB工作已17年的管理部长博·古斯塔夫松的这番话,给人的印象是,它浓缩了不仅瑞典、而且积极推进核能的各国政府与国民处理放射性废弃物问题的共同方式。 因此,这些国家在放射性废弃物处置事业过程中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着重推进的部分,是由学界、研究界专家与政府共同参与,在事业主体与监管机构之间建立精密的监督制度,并勘探地质条件优良的地形以确立完备的安全管理技术。此外,在整个过程中把所有信息一一向处置场候选地区居民公开,以消除疑虑和不信任、建立信赖,固然已“制度化”,但各国都像铁则一样坚守。 瑞典在1980年在世界核能史上首次决定停止新建核电站,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又决定在2010年前关闭全部12座核电机组,而去年6月又以“没有替代方案”为由重新转向推进核电,有着这样独特的经历。正如所有这些决定都通过全民公投作出那样,由于国民各自参与了核能重要政策的制定过程,古斯塔夫松解释说“与废弃物处置场选址相关的争议几乎没有”。 就英国而言,建有中低放废弃物处置场的塞拉菲尔德最初是二战结束后作为军事目的的核开发基地建设的,其真实身份为居民所知仅有10年。 塞拉菲尔德的真实身份为居民所知之后,立即出现了居民和反核团体“羊肉岂不卖不出去”的激烈反对运动。但科普兰地区地方议会议长霍利迪解释说,处于中立地位的地方议会积极出面,动员专家进行安全性审查及各种技术调查工作,经过努力,多数居民认可了处置设施的安全性,目前与居民保持着融洽的共存关系。地方政府也纯粹出于“外观难看”的美观理由,自1988年起把原有的简单填埋式浅层处置改为深5.3米的混凝土构筑物处置方式。在德里格处置场,围栏外不到10米处放牧着奶牛,四处有民宅,3公里外的西斯克尔还有约200户人家的相当大的村落,象征性地显示出废弃物处置设施与居民之间并无特别摩擦。 在核能开发方面最为积极的法国和日本,则属于地区居民主动争取引进低放废弃物处置场的情形。法国为应对1969年以来运营的拉芒什处置场即将饱和,自1984年起着手确保第二处置场场址。此后历经5年、进行了100多次与居民协商、提供信息等多方面努力,最终打动了罗布地区居民的心,成功获得引进申请。 日本同样在1984年把位于本州最北端的青森县暂定为候选地之后,继六所村议会批准引进,又经政府一、二次严格安全审查,最近顺利建成了大规模处置设施。 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于:只要事业推进程序的公开性得到保障、具备制度性安全保障,处置场所在地区居民在意识上就容易接受,安全性与否反而被视为次要问题。这似乎是因为各国拥有30~40年的核能历史以及与之相当的信息公开惯例才有可能。相应地,这些国家关注的重心已超越废弃物处置场层面,如法国和日本那样,倾注于通过快中子增殖堆等新型核能开发以掌握未来能源市场主导权的研究开发。目前因钚储备问题在世界舆论中掀起波澜的日本,其废弃物处置场位于六所村核能开发基地的一角,而同一基地的中心矗立着提取钚的再处理设施和铀浓缩设施,这与连处置场场址都未能确保、苦苦挣扎的我国现状形成对比,给人诸多启示。

[照片] ◇发达国家依靠政府积极的公开行政和国民的充分理解,顺利推进着放射性废弃物处置事业。图为瑞典福斯马克海底洞穴处置场。海底建有四方各1公里的中低放废弃物处置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