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见到了曾在我就读的中学担任事务老师的一位先生。他做了三十多年的长期囚犯,出狱不久。他之所以坐了那么久的牢,是因为没有转向。若中途适当地屈从己志,他就不会坐那么久的牢,他的家庭和人生也不会被毁得如此惨烈,这是不言而喻的。 和他一起喝酒、聊天数个小时,我感受到的是:人是多么伟大的存在,多么尊贵的存在。虽然我无法赞同他的想法,但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我重新想到人是值得被尊敬的存在。 事实上,我对人失望过不止一两次。这样也能说人的存在是尊严的吗?尤其是在直接见到所谓知名人士时,常常会有这种想法。 比如多年前去世的一位文坛前辈就是代表性的例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是代表我国文坛的文学团体的会长,当时他假装理解正处于困境中的我们的处境。知道他过往经历的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话。他是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最早主张阶级文学的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迫害加剧后,他迅速转向,走在皇国文学的前列。解放后他又唯恐落后地加入无产阶级文学的队伍,但当世道偏离人们的预期后,他便悄悄挪动位置,在官方周边徘徊观望。4·19革命后不久,他又像是时机已到般四处奔走写进步文章,5·16一发生便率先站出来支持军事政变。更可观的是7·4南北共同声明发表之时。他或许以为立刻就要统一了,便出席某杂志的座谈会,豪言称如今我们的文学必须连此前被我们抛弃的洪命熹、郑芝溶、林和、金南天、李庸岳等越北或被掳北文人的文学都一并包容。那番提议如此令人感动,似乎足以掩盖他以往的过错。 然而那也只是片刻,不久之后当我在积极支持维新的声明书首位看到他的名字时的那种恶心,我至今记忆鲜明。 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而他不仅作为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社会领导人物享尽荣华而去,至今还被当作在我国文学上留下巨大足迹的人被记忆、被教育,我对我们这样的风土实在厌恶得难以忍受。 最近看报纸,我不只是厌恶,简直恶心。也会想,人竟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无聊的存在吗?每天面对的是迎接大选而四处迁移、令人联想到候鸟的政治人物,以及占据报纸一角的某议员或前议员退出某党、加入某党之类的报道。迁移或退党时,他们大吹什么清算政治、什么民主化,可了解内情后发现理由不过是承诺的官帽没有分配到手,或是受到了不满意的待遇。 严重的情况下,有议员上演了退党→加入他党→退党→重回退出之党的复杂流浪,甚至不惜背叛白送全国区席位的恩德;还有议员在抛弃在野党时宣称要清算两金政治的誓言,却悄悄抛弃誓言转投另外的两金,对这样的人用变节一词都太过奢侈。变节尚有不得已的情形,也伴随随之而来的苦恼,而这些人身上除了为利益不惜给别人擦屁股的卑劣与污浊,什么都没有。政治是现实,大选在即,一票都珍贵,但认为拉拢这些人大众就会跟随,这判断果真正确吗?曾有一位外国军队司令官把我们民族形容为田鼠而招致愤怒,这两者的想法有什么区别呢? 另一方面,在我们社会的一个角落,存在着因无法屈己之志而承受一切牺牲的高贵精神。这让人再一次思考人的尊贵与浅薄。
1992-11-15 | 서울경제
[周日清晨] 人的贵贱 申庚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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