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拟定克林顿经济学的莱克教授在其著作《国家的课题》中指出:‘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从经济层面看国境的概念将消失’,并表示‘GNP、经济增长率、贸易收支等此前使用的经济指标都是以国家经济为前提的,因此作为预测未来经济手段的意义已不复存在’。 如今我国经济也迎来了国际化时代,莱克教授的指摘绝不能只当作别国之事一笑而过。 在分阶段推进金融自由化及开放计划、并在90年代中期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情况下,以财政、金融政策为根基的宏观经济政策运用只会比现在更加困难。 例如,在国际化之前,经常收支恶化时外汇需求大于供给,汇率随之上升,而这种汇率上升会带来出口增加与进口减少的效果,使经常收支重新回归均衡。 但在国内利率高于国际利率的情况下,若国家间资本流动变得自由,投机性短期外汇(热钱)流入国内外汇市场就会增加。稍有不慎,即便经常收支恶化,汇率也不上升,反而只造成短期资本流入导致的外债增加,这种现象也有可能出现。 最终可以考虑将国内名义利率下调至国际水平,但在存在慢性通胀的情况下,为保障实际利率,只能把名义利率维持在物价上涨率之上。 此外,物价上涨会使资金的慢性超额需求状态持续,因此可下调利率的余地进一步缩小。 如此,一旦金融、资本市场国际化全面展开,资本交易活跃,对利率、货币量、汇率的直接管制将变得困难,管制的实效性也会减弱,因此利率、汇率等只能交由市场机能决定。 财政紧缩的效果等也会因汇率制度和资本市场是否开放而大不相同。在固定汇率制下,若国家间资本流动不自由,紧缩财政带来的经常收支盈余会使国内准备金增加,引发货币膨胀,从而削弱紧缩财政的意义;但若允许国家间资本流动,低利率会导致资本流向海外,减少货币供应,从而强化紧缩财政的效果。 经济企划院动向分析科长玄旿锡指出:‘我们正进入必须把汇率政策与利率等货币政策在国内外联动运用的新局面’,并预测‘若宏观经济不能稳定到发达国家水平,财政金融政策的运用幅度将受限,政策组合也会变得困难’。 【记者 崔性范】
1992-11-13 | 崔性範
“货币政策应联动国内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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