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11-03 | 卓成万

[元老说] 〈40〉“选出具备改革勇气与热情的领导者” 政界人士先作“清廉”良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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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汀 金周仁(77岁)。最初以金融人立身,其后投身政界时被评价为最有能力的“经济治人”,尽管外界如此好评,他仍常把“对政治早已幻灭”挂在嘴边。 然而无论喜欢与否,锦汀如今正处于后天即将诞生纯粹民间出身总统、同时久违的“民主政府”即将启航的历史时点,背负着大韩民国前任、现任国会议员1200人集合体“宪政会”会长这一厚重头衔,展现老当益壮。 称作“金融政治人”颇为贴切的锦汀,实际上在青年期的22年间历任农业银行常务理事等职,在金融界稳固了根基。此后自60年起稍稍偏离原有轨道,当年率先筹组全经联并担任首任事务局长,又历任韩国出口产业工团首任理事长,63年在家乡庆南巨济郡参选第6届国会议员并当选。至80年累积了第7、9、10届等四次当选的资历。 说服军车政府 议政活动期间,他与现任金泳三民主党代表分属执政与在野,却曾共同出任财经委干事;并历任农林委员长、预决委员长、国监特别委员长等,起草农水产物价格稳定法、地方交付税法修正法案等,获得同僚议员的高度评价。 锦汀于去年1月21日当选宪政会会长,这意味着自80年首尔之春以来蛰居十年后重新“出门”。 ——宪政会的工作还做得来吗?主要做些什么…… “宪政会正如其名,是为宪政发展而由前任、现任议员组成的团体。在这里汇集个人意见,努力为政策开发出一份力,大家都自认为是守护宪政的守门将,率先爱国。目前运营着政策开发等6个分科委员会,还发行月刊《宪政》,今后打算把它培育成能说真话的元老集团。” ——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据传会长在从政之前曾参与经济人联合会的创立,为确立企业家地位发挥了很大作用。请先从那时的事说起吧。 “那是民主党政府时期。4·19革命的漩涡还未完全平息,政府以振兴经济为名,对企业的干预开始增多。于是金季洙三养社会长、李秉喆三星会长、沈相俊济东产业社长、李汉垣大韩制粉社长等企业界代表20多人捐出当时的8亿韩元,找到张勉总理作为政治资金交出,并嘱托说‘今后政治资金由企业家负责,政治人绝对不要干预产业界’。并且出于经济人团结起来激活政治的宗旨,组织了如今的全经联,我担任了首任事务局长。此后不久发生了5·16政变,军事政府这次又启动4·19后制定的不正腐败处理法,想要打击企业意愿。于是我们再度找到革命主体,要求中止不正蓄财处理法的施行,并劝说军事政府若要获得国民信任,就必须激发企业家的积极性、致力于经济建设,也要给年轻人播下梦想。同时强调国家经济建设首先需要引进资本与技术,其次确保资源,第三营造企业氛围;正是这次汇报的机缘,使我日后踏入政界。” ——强调建设工业园区的必要性也是在那个时候吗? “记得是62年1月2日,在釜山海云台的铁道饭店召开了所谓经济开发战略会议。我在会上举例说,美、英、日等先进国家分别有匹兹堡、曼彻斯特、阪神工业园区等创造国富,主张我们也应在区位条件优越的蔚山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加快工业化。当时的名称叫‘徐罗伐工业园区’,总之仅一个月后的2月1日就公布了《蔚山工业园区法》。 应培育机器人工业园区 说这是“工业韩国”的起点也不为过。接着我建议在九老洞创设出口产业工团,当时李庭林、李源万、崔泰涉会长等有识之士出资,以纯粹民间资本为基础着手工团建设;此后我又提议并实现了马山出口自由区的建设。” ——近来出口竞争力削弱成为一大忧虑。尤其是此前一度实现占我国出口额10%等尽到自身本分的工业园区,因近期出口环境剧变正面临不小困难,您认为需要什么对策? “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创造性思维最为重要。因此工业园区的管理与运营应由民间自主裁量,才能获得更大发展。但不能止步于此。我认为从现在起更应转变的是,需要对机器人工业园区或半导体工业园区这类高附加值的尖端产业部门进行投资与研究。另外虽说经济困难,但我并不认为已走到死胡同。问题在于经济政策的焦点必须放在抑制被称为“万恶之恶”的物价飞涨上,经济运营也必须以科学数据为基础制定计划并推进。我认为政府尤其应坚守民间主导的自由经济原则,但唯有具公益性的金融产业须直接管理。还有一点,应全力强化公平交易,并落实政府政策与社会理想。” ——这次把话题转向政界如何?前不久掀起新党创党风潮时也是如此,国民党提出的政策议题之一就是内阁责任制修宪问题。您如何看待修宪问题? “脱党”违背常识 “那个问题不是早已由国民总意决定了吗?当然内阁制作为制度是理想的。但我认为时机尚早。政治文化的成熟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首先亟需确立公务员制度,使公务员能稳定地为国家推行行政。更重要的是,南北问题、国际合作问题等诸多悬案在内阁责任制下难以克服。” ——对于卢总统离开自己创建、并借以当选总统的民自党一事,您怎么看? “我认为从政治常识看是有违常理的行为。为保持中立的名义听来像样,但绝不能说是可取之举。这只是在政治道义上、对后辈都留下了不好的先例。三党合并本是为了政治稳定,结果却未能做到,不是吗?自己违背合并的名义,绝不能说留下了好的教训。朴泰俊议员的情形也一样。就个人而言他是杰出人物,但这次脱党事态实在是令人失望的态度。在当前阶段国民期盼的是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因为多数党动摇,即意味着时局不安、政治不安。我认为政治的最高价值是秩序与和平。” ——如今我国经济困难,社会纲纪也未确立。加之公职人员腐败与敷衍塞责之风蔓延,整个国家的面貌都散乱不堪。您认为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源于政府的过失。过去缺乏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出于某种英雄心,同时多发地播下自由的种子,这是错误的。例如校服自主化、发型自由化、出国旅游自主化、进口自由化等突然的变化,结果反而使国民落入自由的“陷阱”。 亟需“韩国的占隆” 在从自由中获益之前,先掉进了“陷阱”。如今的过度消费问题同样可以视为源于第五共和国初期出现的自由过剩。” ——那么您认为纠正之道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点。一是必须选出道德上清廉、能亲身实践正义,具备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病灶的勇气与革命性热情的领导人。现在我们正需要像泰国占隆市长那样的人物。否则无法保证不会沦为因腐烂而最终灭亡的“罗马帝国”的模样。另一点是,即使需要时间,也亟需正确的教育、从基础重新开始的教育。总之国民要痛下决心选出有良心、有勇气的领导人,领导人则要以勇气和决断正确引领国家,以回报国民期望。同时还要矫正我国国民已然扭曲的素质。只要领导人作出良心宣言、承担责任加以改正,我相信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模范国家。” ——一旦进入正式竞选战,地域感情问题必然突显,令人担忧。有没有什么妙招? “政治德目之一就是打破地域感情,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行政力量来调节。政治人只想着选举而误导国民、将其凸显为争点,结果把局面推到了今天这般地步;但通过正确的教育解开被误认、误解的部分,彼此宽容,就有可能化解。此外,谋求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均衡发展、人事的公正性、化解贫富矛盾,这些也是政府不可忽视的职责。” ——政治是引领一个国家,如此说来并非只有国会才在从事政治。从这个角度看,引领国家的“大政治”是怎样的? “就目前而言说不出什么爽快的话,令人遗憾。这个政府究竟是否真的在为国家操心,我只能存疑。说得重一些,我甚至觉得他们对我国的担忧还不如美国国会亚太小委的议员们。对于北韩的核开发,我国政府有比美国国会更苦恼、更担忧的痕迹吗?又提出过什么应对方案吗?只是过度自信于没有什么实惠、只丢掉了自尊的北方外交而已。经济也一样。企业家们忧心得夜不能寐,政府却连事态的严重性和准确实情都不告知,只是一味说会好起来。一言以蔽之,统治者的意识与责任比什么都重要。吕运亨先生不是说过吗?“非常的时代要求非常的人物,唯有非常的努力才能克服非常的时代。”如果眼下没有非常的人物,至少也要有非常的努力。” 营造勤于学习的风气 ——一生中您认为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 “日据时期在金融组合工作时倾注热情于农村启蒙,以及面向军事革命主体扮演祖国现代化引路人的角色,这些留在记忆中。尤其是66年制定浦项制铁建设计划时,促使高炉技术引进对象从美国改为日本,并以对日贷款方式推进,从而把设施能力由60万吨规模扩大到105万吨规模,同时大幅削减建设费用,得以在短期内建成世界级工厂,这件事至今仍是很大的成就感。” ——若要对后辈政治人说几句嘱托…… “首先即使需要时间,政治家也必须培养德性。更重要的是必须学习。在学习中,我的请求是要扎实地学习历史。另外,尽管身为政治人,也希望避免把一度所属的政党如弃破鞋般抛开、来来去去的离合聚散行径。需要以一生服务于该政党的气节,就是这个意思。正如从英国剑桥或牛津施行人格教育中可以看到的,从政之人在成为政治人之前,首先要成为真正的人。” ——今后还有想做的事吗? “这个年纪还能再做什么呢?不过我一直凭着一个信念活到现在:创意与技术也能不逊于刀枪地为守护国家作贡献。从今以后,我打算尽微薄之力,做好后勤支援,使元老们的经验智慧在我们社会得到高度运用,并使他们能够自守权威。” 文 卓成万 次长 [照片] 韩光熙 次长 [照片] 金周仁 宪政会会长 ·1916年2月25日出生于巨济 ·38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 ·38~56年 金融组合理事 ·56年 农银常务 ·61年 全经联常勤副会长兼事务局长 ·62年 出口产业公团社长 ·63~71年 第6、7届国会议员 ·65年 国会农林委员长 年谱 ·69~80年 韩日协力委事务总长 ·73年 第9届国会议员(共和),国会预决委员长 ·76年 共和党政策研究室长 ·79年 第10届国会议员·维政会副议长 ·91年 宪政会长 (著)预算及决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