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堂 李漢基博士(76岁)。前不久玄勝鍾教授出现在总理人选传闻名单上,在一番推拉、三顾茅庐之后终于接到任命书的那一刻,最先在记者脑海中浮现重叠的面孔,正是箕堂这个人。 同为学者出身的玄氏在第六共和国末期担任了“中立内阁”这一最后的临时性总理,而李博士则与第六共和国的直系兄长——第五共和国临终之前的收尾善后有着奇妙的共同命运,仅此一点便是如此。 第五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担任监察院长两年多,以“士人官员”树立了刚直人品的形象;到了第五共和国末期又以国务总理代理入阁,虽然只有48天的短暂时间,却为收拾“6·29”之前的混乱局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系列政治“外道”之前,他整整30年坚守首尔大学法学院,是国际法学界的泰斗。 在国际法中,他尤以战时国际法在海外享有盛名,美国国际法学者杰塞普教授曾大加赞赏的力作《国际法学》上下卷,至今仍被视为国内国际法学界的经典。 入阁被单方面宣布 69年9月初任法学院院长时,因法学院学生绑架校园监视警官事件,学生与警察剑拔弩张地对峙,他说“警察进入大学,我实在不能睁眼看着”,并劝说“大家跟我一起被警察抓走吧”,从而化解了学生的静坐。 然而此事并未因静坐解除而结束,之后余震不断延续,他在当年9月底提交了院长辞呈,令学生们心痛。 80年9月出任监察院长开始“外道”时,他严令夫人“不要收礼”,这件事至今仍作为象征他刚直性格的轶事流传。 ——距第六共和国结束仅剩五个多月,玄勝鍾总理内阁前不久成立。作为在第五共和国末期同样领导过短期内阁的博士,想必感慨不少,您如何看这届内阁? ‘玄勝鍾先生和我是老朋友。在大学教授还不多的早期,他在高丽大学,我在首尔大学,彼此相当亲近。他非常正直诚实,不只是我,其他教授都很尊敬他。一句话,我认为他是领导中立内阁的合适人选。只是担心政治并不完全按逻辑运行,如何应对和化解艰难局面才是问题。几天前在某个招待会上偶然遇见,他在那里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我就对他说“堂堂正正按自己的信念推进下去,那样不就够了吗”。’ ——博士您当年不也是在反复推辞之后无可奈何才接下总理之职的吗? ‘其实我在大学里从没想过别的事、别的职位。本打算一直在大学做到退休,可某天突然有人恳请我出任监察院长,我拒绝了好几次,后来他们竟单方面先通过广播发布了任命。当总理时也是这样。与全斗煥总统直接通电话,“请您接下来”“我不能接”,请求与拒绝反复了四五次,后来对方单方面把电话挂了,这次同样通过广播就发布了任命。后来见面时我说“怎么能这样任命人事呢”,全总统说“任命必须突击式宣布,不然就走味了”,并请我谅解。’ ——博士因朴鍾哲同学遭刑讯致死事件,接任当时的卢信永总理登上宰相之位,经历了6·10民主抗争、6·29宣言等韩国现代政治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时期,当时特别艰难的事情是什么? “不能出动警察” ‘虽然担任总理时间极短,但那段时间没有一天是不艰难的。其中尤为艰难的,是示威人群在明洞圣堂长期静坐时,我接到总统如霜严令,要把警察投入圣堂内部把静坐者拖出来的时候。一想到警察若进入圣堂、神职人员再挺身而起的局面,我就头晕。古今历史上政府与教堂对抗从没得过好处。我立刻召来内务部长和治安本部长,说无论总统如何下令,没有我的命令不得行动,他们也都说我说得对,最终挡住了警察的投入。而幸运的是,几天后静坐者自行撤离了。’ ——反过来说,那段时间有没有体会到什么“值得”的事? ‘刚才说的阻止警察进入圣堂,我认为也是其中之一。另一件是当时示威人群每天在10万到20万人之间,而阻止他们的警力仅有5000人,力不能及,于是一边有人提出宣布戒严、用军队来阻挡,我把这件事挡到了最后。戒严的说法在市面上流传正盛时,有一天当时的民正党代表卢泰愚约我见面。见了面,他说准备为宣布戒严下达出动军队的命令,命令下达后24小时军队就能抵达首尔,问总理怎么看。于是我这样说了:“您知道下戒严令国家就会亡吗。解散示威队伍是要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的问题,一旦动用军队,可能会发生军队之间的枪战,那样甚至可能走向内乱危机,所以绝对不行”,我拒绝了。那天夜里回到官舍刚躺下,卢代表就打来电话说“已按总理所言向总统建议并获得谅解,请放心”。当然这不是只凭我一人之力促成的,但我为当时在阻止戒严上出了一份力而感到欣慰。’ 国民感到不安 ——至今仍好奇的一件事是,6·29宣言的实体究竟是什么。当时作为总理代理处在最近距离的博士,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6·29是谁起草的、经由什么途径形成的。只有一点可以供参考:正如刚才所说,警察挡不住示威人群,而要投入军人的戒严令更是万万不可,那么用什么办法阻止示威人群,这是当时交给我的责任和苦恼,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实行总统直选制。因为当时群众高喊的核心正是这个。我觉得只要接受群众的呼声,危机就能解决。可是当时谁都不敢提“直选制”。为什么,因为直选制下执政党没有取胜的信心。民正党内没有像YS(金泳三)或DJ(金大中)那样具有国内声望的人。 问题是如何向总统进言,苦思之后,我约见了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先生,在青瓦台旁的安全屋两人单独会面谈了此事。我劝说道:“我们接受群众主张的总统直选制吧。不然无法收拾局面。人们都说实行总统直选制执政党会输、在野党会赢,但在我看来,做得好也可能赢。把被软禁的金大中先生也放出来,他身上那种神秘感自然消解、不复存在的话,也就不能说在野党一定会赢了。而且即便执政党败了,也还能留作第一大在野党,但若照现在这个状态被推下去,就会沦为过去自由党或共和党的下场。”我还说,如果他认同我的说法,请去向总统进言。当时卢先生一言不发,只是听着。 政策一贯性至关紧要 一起吃完早餐分手后,我一回到办公室就叫来我的学生崔秉烈议员,把事情始末告诉他,并说“你再去跟卢候选人说一说”,他没有多言,只说“明白了”就回去了。之后那件事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可与我建议的内容一致的6·29宣言就出来了。想到自己的意见似乎被接受,心里多么充实、多么有成就感……。’ ——请您把担任总理的第五共和国末期与现在的时局作个比较。 ‘现在与第五共和国末期相比并不是紧迫的局面。从某方面看,社会动摇比那时要稳定。但另一方面,似乎正展开艰难的局面。比如说,在总统选举之前总统突然脱离党籍、辞去总裁职务,还有同属执政党的最高委员毫无特别名分地一下子卸下党职,随后许多执政党人士退党等等,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寻常之事。现在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谁,将会怎样,甚至令人不安。’ ——最近我们社会等级秩序不立,“社会整体缺乏权威”的说法像流行语一样传播。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嘛。原因岂止一两个。问题在于,我们接受民主主义时,“民主主义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想法蔓延开来。另外,认为民主主义是普通人来做的事,由此产生了不尊重权威本身的风气。地域利己主义等腐败与无能造成的只有没有权威的权力存在,这就是把我们国家推向停滞的主犯。总统要作为总统、部长要作为部长、老师要作为老师,各自树立权威,无论生产车间的劳动者还是前线官兵,都必须各自拥有与职分相称的自豪与权威。民主主义以清算权威主义为前提,而不是要剥夺个人的权威。’ ——除了恢复失落的权威,您认为克服这个时代整体难局的处方是什么? ‘虽然是重复的话,我相信玄总理会做好。出于过分的担心再说几句:首先政府要诚实,这是第一。另外,虽然与这届内阁的性质有些不同,政府不应出现草率提出政策又马上撤回的样子。要经过充分的过滤过程提出优秀的政策,并保持贯彻到底的一贯性。政治人也要抛弃打倒对手夺取政权的想法,抱持谋求共生关系的姿态。国民同样要降低争取自身份额的声音。我这么说不是因为争取自身份额是坏事,而是说要看情况提出与之相称的要求。同时,政府、政治人、国民都必须深切地想到,绝不能让我们共同乘坐的“大韩号”这条船沉下去。’ ——既然说到政治人,顺便问一句,您有什么想嘱托他们的话吗? 派阀政治该停了 ‘我见到一位日本朋友,他说日本人大体上对政治人也没什么尊敬之心。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太执着于本派利益,我们国家不也一样吗。若能多想想国家整体、多加努力就不会这样,实在令人惋惜。比如说,如果南北统一是我们的最高课题,那么在南北统一之前,至少南方内部也该带头实现和合。我们的地域感情既不是因为宗教,也不是因为民族内部存在什么异质因素而引发的。纯粹是因为政治人。南斯拉夫和捷克的事态最终也以地域感情为原因,但我认为我国还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不过我希望政治人尤其要牢记,那种东西积累下去就会成为国家不幸的因素。哪有什么事是不能和合的呢。’ ——也请对后学,特别是大学生们说一句。 ‘首先,与过去相比校园安静了许多,我认为这已算幸事。我也承认,此前的学生运动中有不少值得历史评价之处。只是学生们过分偏重意识形态,结果未能真正积累与外国学生竞争取胜的实力,这令我担心和不安。从现在起也要积累能与他们对抗并取胜的实力。为此除了读书别无他法。大学绝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或革命基地。它是读书和研究的场所。希望不要忘记这一点。再说一遍,希望以与外国大学竞争的精神姿态努力学习。’ 年谱 李漢基 前国务总理代理 ·1917年9月5日出生于潭阳 ·4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 ·49年首尔大学文理学院讲师 ·5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52~80年首尔大学法学院教授 ·66·67年首尔大学法学院院长 ·70年首尔大学司法大学院院长、首尔大学国际法学会会长 ·72年首尔大学研究教授 ·74年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 ·77年学术院会员(国际法·现任) ·80年监察院长 ·83年首尔大学研究生院讲师、韩日文化交流基金理事长 ·87年国务总理代理 ·(著)国际法学、亚细亚情势变动与韩国、韩国的领土等
文 卓成万 副主任 摄影 韓光熙 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