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个国家的经济,都由人来运营。这一点美国也一样。迄今为止美国经济立足于清教徒精神实现经济增长,但如今价值观日益多元,需要新的经济思想。克林顿着眼于此,主张“人为最优先”的政策,针对作为经济增长最核心要素的人提出愿景与领导力,并强调为提高人的素质而进行的教育投资。这正是民主党与共和党色彩不同之处,而此类政策要显现具体效果,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前述民主党克林顿的政策看,在国防方面,韩国的国防费负担似将增加;中期而言,有可能推动在远东减少美国防卫费负担、同时仍能行使影响力的集体安保体制具体化。 对朝政策方面,从克林顿民主党政权的进步色彩看,对朝鲜的强烈不信任感很可能反映在各项政策中。 在韩美经济问题上,若乌拉圭回合年内未能达成,美国很可能要求韩国实施范围更广、更具体、更快显现可见效果的政策。克林顿通过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追加部分条款表示原则性支持,因此我国政府应多方筹措方案,在金融、税制、保险支援等方面至少提升到竞争国水平,使企业能够积极在北美地区投资并开展经营活动。在通商方面,已难再期待单方面获利,进入了在给予对方可见实惠的同时我方也获取利益的双向通行通商时代。 特别是正如克林顿多次公开宣称的那样,在美国境内一味强求获利的外国企业,若在税务问题上稍有不慎,甚至可能扩大为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考虑到我国综合商社、电子及汽车公司、银行等早已因转让定价问题接受美国韩国国税厅的调查,我国企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机敏的应对方案。日本过去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训。 今后在与美国新政府处理通商问题时,第一,我们需要对美国进行更多研究,以确立逻辑,在恰当时机、通过恰当渠道、以恰当方式向美国政策决策者准确传达我方主张。第二,在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后冷战时代,我方的应对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化。其中最好的办法是使美国的舆论形成对我方有利的局面。特别是应让美国民众明确认识到我们与日本的差异。 国家有责任管理自身形象。有必要准确掌握韩国在美国被如何理解,如果存在扭曲,其背后有何问题等。政府应当留意:如果对韩国的错误形象已经固化,那么无论召开多少高层会谈,美国政府都会在承受国民负面压力的情况下出席会谈。 我国企业应考虑到竞争力不足,在美国运用战略联盟等多样化经营战略,尽快实现企业本地化。作为良好的企业公民,以行动积极关注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时,对我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才会确立。这将大幅提升我国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力。
1992-10-24 | 서울경제
[社论] 克林顿经济政策与韩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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