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亨燮 前科技处长官 ·1920年11月2日出生于晋州 ·44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 ·46年京城大学理工学部讲师 ·58年工学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58年美国内务省研究官 ·61年商工部矿务局长 ·62年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66~71年科技研究所所长 年谱 ·71~78年科技处长官 ·76年学术院会员(金属学) ·77年韩国科学财团理事长 ·80年韩国科学院院长 ·82~84年系统开发研究院会长 ·84~87年浦项制铁常任顾问 ·85年人间开发研究院会长 ·87年产技研顾问 (著)矿石处理工学、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研究等 “别总念着钱。教育与学问的根本,无论是裴斯泰洛齐时代还是现在,都丝毫没有改变。” 做学问、搞研究的人,态度理应是对自己的作品有企图心,若执着于金钱便难以成就业绩——前科技处长官、金属工学家崔亨燮博士(73岁)如是说。 他尤其指出,赚“钱”与做学问相距甚远,若想不彻底地做学问又顺便赚钱,那是一种错觉。他以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作为做学问态度的典范。 “1962年我曾访问英国剑桥大学。因为一直听说附属于该校物理系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不时有诺贝尔奖问世,所以很想去看看。可真到了那里,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牌子寒酸地挂在物理学教室入口,研究室里也只有几件像玩具一样不起眼的设备,连一间会议室都找不到。资金不足、设施简陋,但他们不仅在世界上最早制造出如今各类研究不可缺少的电子显微镜,到20世纪中叶还有数十名研究员获得诺贝尔奖,名副其实地成为引领世界的物理学圣地。”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推手 崔博士还说,读书的人在炫耀自己知道多少之前,总应反省自己有多少不知道的东西。 “伟大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是历史上作出发现和提出学说最多的人之一,却说过‘我仿佛是在漆黑辽阔的海边拾捡贝壳’,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做学问之人的真实面貌。” 以“松合”为雅号的崔博士,作为官员也积累了辉煌的履历,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科学家。 5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冶金并取得博士学位后,历任美国内务省研究官、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首任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科技处长官、学术院会员、韩国科学财团理事长、韩国科学院院长等职,目前在财团法人产业科学技术研究所担任顾问。 69年他发明了一种硅酸物“锆石微粉末的制造法”,该物质既可用作原子能发电炉结构材料中包裹核燃料的材料,也可用作高级耐火材或陶瓷表面釉料,并因此获得发明奖大奖。从他身上,闻不到担任长官(科技处)长达8年(71至78年)的官僚气息,反而仍浓浓散发着“科学人”的气息。 ——最近还在继续研究活动吗?主要怎样度日? “到目前为止有一半时间在国外。联合国下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社会,或亚洲生产力本部等国际机构来邀请,我就去演讲、担任会议主席,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不过最近可能是年纪大了,去远的地方坐飞机也吃力,就逐渐减少了次数。在国内时,一个月约有一周去浦项,回到首尔则定期出席学术院会议和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 ——博士一生与科学同行,其中尤以金属工学为专业…… “其实科学技术是我从小就关心的领域,特别对制造机械很感兴趣。可是出了问题:要做机械制作就得画很多图纸,而我没有绘画的才能。苦恼之中上了大学,教授对我说这样一番话:‘要做出像样的机械,金属类材料必须好。’当时航空发动机等的马力数还有限,于是我想那就学金属工学吧,就这样下了决心。” ——据我所知,博士平时一直强调技术革新与产学合作。 主张产学合作论 “那是62年初,政府在既无资金又无技术的情况下急于推进经济开发计划的时候。那时不论三星,还是大宇、现代,都还不太懂什么叫技术开发。那时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技术革新与产学合作的文章,朴正熙总统把我叫去了,要我详细说明内容。我当场提出这样的建议:靠制作假发或编织毛衣那种水平的技术不行;而在企业自身无法提升技术品质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帮助企业的媒介。由此诞生了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总之当时做学问的人与企业人互相看不起,把对方当作在另一个圈子里混的人,产学合作论的核心就是把两者结合起来。” ——我国科学技术开发的模式是怎样的?据说主要围绕尖端产业存在意见分歧。 “可以分成三种模式来思考。第一是‘改良型技术开发’,即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后,必须消化为自己的东西并加以改良的模式。过去60年代我国的企业家以为只要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就万事大吉了。但引进发达国家的机械后,必须弄清其中所体现技术的精髓并加以掌握,才能改良并使之发展。做到这一点的正是日本。45年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好几项划时代的发明,比如喷气发动机、雷达、原子能、计算机、青霉素等,大部分是在英国发明的,日本自主开发的一项也没有。但日本把这些发明加以改良、赚了钱,成为经济大国。相反,只忠实于基础科学的英国如今却做不到这一点。必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科技处只做支援 ——那似乎是现实中最容易的方法,接下来还有什么方法? “有所谓‘复合型技术开发’。就是把既有知识在某种系统之下组合起来、创造出新价值的附加价值型。典型例子是阿波罗计划。把人送上月球用了数十万种零件和技术,但没有一项是新的,全都是把已开发的东西组装起来。我们也必须系统化,创造出新的附加价值。最后是‘革新型技术开发’,尖端技术可以说属于这一类。这当然需要有具备独创资质的人出现,并且要有全面支撑他们的机制。为此基础科学必须扎实,但问题在于普遍认为只有搞基础科学才是技术开发。印度和巴基斯坦有诺贝尔奖得主,可那对他们国家的国民收入有多大帮助呢?日本从75年起才真正走上‘制造新产品的新技术开发型’道路,而我们的情况应按改良型60%、复合型25%、革新型15%的比例来走。否则若只偏重革新型,很容易饿死。” ——过去任长官时,最着力的部分是什么? “重点放在为构筑科学技术发展基础而进行的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上。科技处不是监督的地方,只要提供支援就好。其次的重点事业是开发赚钱所必需的技术,第三是营造全体国民尊重科学技术的风气。说这种话有人会骂我,但唱盘索里的人是人间文化财,技术人员却只是个‘匠人’,这不就是现实吗?有谁那样优待过技术人员?小提琴也需要,钢琴也需要。 总统要走在前面 但必须有优先顺序。我们能吃饱穿暖才有盘索里这些东西,若饿死了那些又有什么用?过去朴正熙总统时期,是努力想认真搞科学的。可现在不是这样。官厅的主事、书记把专家当仆人一样叫来叫去,这种风气只让人痛心。” ——对目前政府推行的科学技术政策怎么看?“要谋求真正的科学技术发展,就必须培养真正的人才。其次要给予支撑,让那个人能兴致高昂地工作。方法可以有很多。刚才稍微提到的人间文化财也可以是一种方法。反过来,工作的人也要以端正的态度做事。” ——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可以评价到什么程度? “轻工业技术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先进行列。但精密科学技术与美国、日本相比落后30年。所以不打起精神来就追不上他们。基础科学当然是必需的。但要立刻生存下去,就得像日本那样把重点放在改良型上。创建具有产学合作功能的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是朴正熙总统时期采纳了我‘科学要从知道的教育转为动手的教育’这一主张的结果,但关键是要形成全体国民崇尚科学、尊重技能的风气。而要如此,总统必须站在前头。没有那样的热情,就没什么可大加期待的。” 于1966年设立、引领我国科学技术的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正如崔博士自己所说,是在他非同一般的热爱中诞生的。把当时分散在各大学的学者们的研究能力汇聚起来并加以激活,同时使其能够自主研究,就是这家研究所诞生的目的。 就任首任研究所所长的他,在运营方式上引入契约研究制度,确立了企业积极参与与研究者负责任地履行职务这一推进工业研究的基本框架。此后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在短短10年间执行了数千件研究项目,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技术贡献度偏低 ——您认为在科学技术领域,今后我们应对的战略是什么? “从技术层面审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容,1966~76年间技术进步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若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设为100则为7.2,而日本是22.4,美国是29.7,法国是31.1,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低迷。因此我国应优先考虑的特化产业,可以举出精密化学、精密机械及装置、生物工程、新型特殊功能材料的创造等节约资源且附加价值高的精密工业;医疗器械、计算机及通信装置、机器人、飞机组装等技术深度高的组装产业;由机械与电子复合化形成的机械工业;以光电子应用和半导体开发为代表的尖端电子产业;以及以工程、系统开发及信息处理与其应用为主轴的知识产业等。以这些重点课题为对象探讨研究开发时,如前所述,大致可分为三类:创造新物质、新技术的革新型研究;改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或既有技术以谋求提升生产率和产品高级化的改良型研究;以及把现存所有知识与技术复合化以提高产品附加价值的系统开发型研究。我是这样看的。” ——今后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有两件。一是至今一直埋头于所谓科学技术政策、战略之类,今后要做的一件事是如何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另一件是,希望像德国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费舍尔’教授那样,致力于确立研究文化,把做学问的正确态度切实地灌输给后辈。让我深受感动的是,访问德国慕尼黑大学时,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他正在给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化学,而他对理由的回答是‘我既是研究者,也是教书的教授’。从他那句话中,我重新看到了求学的态度和正确的师者观,此后我与他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文 卓成万 次长 摄影 张钟哲 记者
1992-10-20 | 卓成万,張鍾哲
[元老说]〈38〉〈题字:道谷 金兌庭〉“振兴科技不能只喊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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