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10-06 | 서울경제

[名著十分钟] 探究常识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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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中,一个人要与他人共处而不起大的摩擦,就必须有常识性的想法和行为。否则他会被人指责,严重时甚至被拘禁。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常识”是人们所熟悉的,因此按常识行事对个人来说并不算太难的事。 然而,规范个人行为方式的这种“常识”,并非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成不变。在清教徒精神中,勤俭是最高的美德。但对凯恩斯而言,储蓄也可能是恶德。极端地说,某个时代的常识性行为,在另一个时代可能被评价为无常识的行为。那么,分析某一类型的常识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也许就是了解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捷径。 福柯作为这一工作的一环,选择了“疯狂”作为对象。疯人在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存在。然而,什么样的人是疯人,以及疯人以何种方式被对待,在各个时代并不是固定的。福柯通过考察从文艺复兴之后直至今日,社会对“疯狂”的认识如何变化,特别是集中分析古典主义时代,试图提取这种认识形成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福柯是装点法国知性史一章的伟大哲学家。他尤其关心的是,对几乎成为西方哲学公理的理性作用的怀疑,以及对权力的解剖。对福柯而言,当时代的知识体系或制度都与权力密切相关。不存在与权力无关而形成的知识,也不存在与知识体系无关的权力,这是福柯一贯的想法。在《疯狂史》中福柯想展示的,是把社会中存在的特定现象结构化为“疯狂”的权力意图及其效果。 福柯在展开论述时并未轻率地给疯狂下定义。因为它随时代而变,中世纪末疯人被从正常人的居住地驱逐。疯狂既是神的刑罚,同时也是神仍对他抱有关心的祝福标志。但这种认识到了古典主义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今一切事物都由理性来评价。有两个事件象征性地展示了古典主义时代的这种变化。一个是1657年总医院(救贫院)的诞生及对贫民的大禁闭,另一个是1794年比塞特(贫民收容所)中被收容者的解放。福柯的关心集中于这一时代的变化。巴黎市人口的1%以上成为大禁闭的对象,这一事实该如何理解呢?他们全都是疯人吗? 进入古典主义时代后,驱逐这种消极措施被禁闭这种积极措施所取代。这是欧洲国家对17世纪经济危机的应对之策。禁闭在充分就业和高工资时期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不充分就业时期则吸收流浪者,并起到对暴动与示威的社会防御机制作用。 禁闭是17世纪产生的新装置。它从一开始就与中世纪的禁闭层次不同。它具有经济措施、社会保护手段这一装置的功能。 古典主义时代的疯狂脱去了中世纪所具有的神秘性格,仅被理解为动物性的显现。那种动物般的狂暴并非医学治疗的对象,只是危险而令人不快的东西。疯狂是以野兽形态在一个人身上出现的现象。禁闭的目的不是消除或克服疯狂,而是压制威胁社会秩序的疯狂。疯人与流浪儿、犯罪者被同等对待而遭禁闭。 到了18世纪,对疯人的禁闭在两个方面受到攻击。有人强调,囚犯至少有资格不与疯人一同被收监。疯人开始逐渐与其他恶相区分,在此过程中疯人更被从社会中隔离。另一个方面是,通过持续的经济危机,人们意识到失业与懒惰并非同一现象。在活计多的时期贫民是恶,但在工业化时期贫民如今成了必要的存在。贫民不应再成为禁闭的对象。禁闭是巨大的谬误,是经济上的失误。如今需要另设仅供疯人的隔离场所。新的疯人收容所不再是过去那样的隔离场所,而是治疗的场所。疯人如今成了治疗的对象。在古典主义时代,贫困与懒惰、邪恶行为等与疯狂都在非理性这一框架内被当作同一种罪。但如今疯狂与它们区分开来。疯狂是社会失败的最恶形态。 福柯通过以上论述想要揭示的是,以疯狂为媒介发生的大禁闭,实际上体现了权力的意图:把非理性从社会中排除,建设一个由理性支配、只有理性存在的社会。这种意图反映在对疯狂的道德评价中,而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使这种道德评价和权力战略得到修正。对疯狂的社会评价的变化,是在反映所有这些变化的权力的总体战略中实现的。 ◇国内译本:人间爱出版 书评:李南姬 (圣心女子大学讲师·西洋史)

[照片]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法国哲学家 ▲曾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法兰西公学院教授。 ▲代表著作:《疯狂史》《规训与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