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9-29 | 卓成万

[元老说]<题字:道谷 金兑庭> <35> 律师洪南淳 “拉票现场暴力该结束了…用选票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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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 ·1912年6月7日出生于和顺 ·37年毕业于日本和歌山市立商业高中 ·48年通过律师考试 ·53年在光州开办律师事务所 ·〃 军法务官 ·57年任光州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法官、大田地方法院江景支院院长 ·63年重开律师事务所 ·64年任反对对日屈辱外交斗争委员会全南道委员长 ·67年任反对三选修宪泛国民斗争委员会〃 ·80年因涉嫌主导光州事态服刑1年7个月 ·84~88年任光州被拘押者协会会长 ·87年任全南民主恢复国民协议会会长

他是与历届军事独裁政权抗争、为这片土地的“民主化”持续不懈斗争的民权运动家兼律师——翠英洪南淳先生(81岁)。 尤其作为80年光州抗争的核心人物,并通过此后的复权斗争,他自然而然地被确立为“光州民主化运动的教父”,无论谁怎么说,他无疑仍是光州的象征性面孔。 正如他自己所定义的那样,他对不义的抗争源于“要让正义的法秩序扎根的一念”,波澜万丈的众多履历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他代为发声、为之抗争的人们中,有前总统、现役在野党代表、前任与现任议员、神职人员、教职人员、政党人士、学生、文人、新闻工作者乃至律师,各界各阶层人士皆在其中。 48年投身法律界后,他历任军法务官、光州地方法院法官、高等法院法官、大田地方法院江景支院院长等职,自63年起在光州作为民权律师活动,并早早出任过光州律师会会长。 因内乱罪入狱 此后,他参与反对韩日邦交正常化的斗争,并担任反对三选修宪斗争委员会全罗道委员长、纠正湖南受冷遇对策委员长、民主恢复国民会议全南代表、民主宪政同志会全南组织负责人等职。 5·18光州民主化运动时,他因内乱罪被判无期徒刑,直至81年12月停止执行刑罚前一直在狱中受苦。 83年复权后重获律师资格,他曾任5·18民众革命牺牲者慰灵塔建设委员长、5·18被拘押者协议会会长等职,但88年后全部辞去,如今只担任全南民主恢复国民协议会会长一职。 “虽然没从父母那里继承到‘钱’的福气,但生来就充盈地得到了‘健康’的福气”——他如此展示着老当益壮的风采。我们前往位于光州市东区弓洞的湖南合同法律事务所与他见面。 虽名为“代表律师”办公室,却只是三四个人坐下都嫌拥挤的约两坪大的小空间,他就在这里从容地回味着自己义之一生的历程。 ——您看起来很健康。最近过得怎样。 “除了事务所的事,主要就是登山。坚持了近60年的‘禅’也是重要日常之一。过去全国的高山名山几乎没有没去过的,最近则常带着孩子们,顺便去给散落各处的祖先坟墓除草。对孩子们的教育似乎也有好处……” ——光州最近好像很平静。是因为问题大体解决了吗,为什么会这样。 “表面上看似平静,其实不然。火种依然还在。一句话,湖南人尤其是光州人,自日本殖民压迫以来至今从未掌握过政权,心中积着这份怨恨。尽管如此,最近之所以沉寂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斗争的名分变弱了,二是市民们对冗长而过激的斗争方式产生了厌倦。还有一点,无论卢泰愚政权功过如何,那个政府本身毕竟是执政党与在野党三党协商修宪、并依据协商通过的宪法诞生的合宪政府,虽然尚未完成,但民主主义正处在推进过程中,这一确凿的现实是无法否认的。” ——您的民主化斗争如何。是否可以说仍在继续。 “就名誉层面而言,可以说光州问题大体已恢复。对死者、伤者、被拘押者的补偿也已结束。我本人当然没有领那笔钱,问题在于对当时被冤枉抓走、遭殴打和拷问的三千余名受害者的补偿。对他们也必须采取令人信服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自己还有事要做。” 应修改刑事诉讼法 ——是说只要解决那一点,光州问题就可以暂且放下了吗。 “并非如此。我一直主张的、对停止执行刑罚者的法律上的名誉恢复必须实现。什么意思呢,光州抗争当时有近500人受审,其中5人被判死刑、6人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全都以停止执行刑罚获释,但当时适用的赦免令并不是完全消除‘前科’的一般赦免令,而是特殊赦免令。也就是说,人虽然放了,户籍上却依然留着‘5·18内乱罪’的前科记录。这必须在法律上予以注销。为此,必须先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扩大再审范围,这些年我向各政党党首和青瓦台多次请愿,但至今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回应。第六共和国后在政治上甚至以‘光州民主化运动’为其恢复了名誉,法律上却偏偏保留‘内乱罪’,这实在是矛盾之极。” ——尽管如此,您为何辞去过去担任的诸多职务。 “这些年我自认已尽力奔走,没有我也能办好,所以就辞了。唯一遗憾的是慰灵塔建设的内部问题——慰灵塔理所当然应建在光州抗争的发源地、市民每天聚集、并且开枪始于此处的‘道厅’前,却说要建在尚武台前面,我无法理解。” 因薪薄走上律师路 ——过去在谁看来都是不错的位置——光州高等法院法官一职,您为何辞去,又是如何成为民权律师的。是否有非如此不可的缘由。 “辞去法官的动机有好几个,其中首要是薪水太薄。要供的孩子很多,靠那点月薪实在无法供他们读书。于是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僚法官去找当时的韩国大法院院长佳人金炳鲁先生,恳请他提高薪水,他却这么说:‘你们法官就是要挨饿的,想赚钱就去做生意。’我们无话可说地退了出来。钱是钱,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比其他同僚年纪都大,于是辞职开办了律师事务所。至于成为民权律师,本来我是贫苦农民之子,日本殖民时期起就在寻找自己能为被地主掠夺的农民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学法律,从这个动机起就已预示我早晚会成为民权律师。尤其在朴正熙的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看到推翻合宪政府夺取政权后,抓走抗议的在野党、学生、宗教人士、教授的情形,我愤慨地认为‘如果是为颠覆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不良行为,当然该抓,但把主张把体制恢复原样的人抓进去,这绝不可以’,从那时起我便正式自掏腰包四处奔走。当然是为了无偿辩护,首尔、釜山、大邱、马山、木浦,没有一处没去过。” 不久之后的大选中,“两金”想必仍将是选战主角,那种情况下令人担忧的是像上次选举那样极端的地域感情问题。您认为这次两人前往对方地区时,也会出现石块与汽油弹乱飞那样的事态吗。 “如果金泳三来光州、金大中去釜山演讲会怎样,这话在临近三个月的选举季我不想说。不过若出于希望那种局面不要再次出现的忠诚之情,那么首先从国民立场看,选一国总统这件事绝对不能感情用事。 难以凑齐门面 无论谁来,都应先听候选人的政纲政策,再以选票决定赞成或反对,扔石头、投汽油弹的行为也违背国民的参政权。只希望过去那样不幸的事态不再发生。” ——对可能发生的那类事态,有没有将其最小化的妙策。另外您认为彻底化解地域感情问题的长期方案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也是如此,全罗道人为什么要憎恨庆尚道人。没有理由。这纯粹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政治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必须由政治领导人来解决。我认为解决方案有两个。首先应把大量人才均衡地任用到合适位置。曾经为化解地域感情,每次改组内阁都必定让一两位长官入阁,但那些人最终没能摆脱傀儡处境。既是长官,就该重新任用自己能如手足一般使用的人,可连一名秘书都不许带,那不就是植物人吗。不能那样。必须是名实相符的任用。另一个是经济的均衡发展。也有一些过激的主张说,已经发展起来的首尔或釜山、大邱、仁川等地就放着不管,只发展湖南,但那是阶级斗争式的思路,不可行,应该是共同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其他地方也持续更好地发展,同时对湖南集中投资、集中开发,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均衡发展。只要做到这一点,地域感情问题自会消失。” ——一度民间有人把您视为左倾倾向很强的人;另一方面也有看法认为,在第13届时让次子起薰先生(39岁)进入国会的过程中,您已经成了体制内人物。您自己认为属于哪一边。 “这两种说法都是为了骂我而说的,与事实完全不同。别说左倾,我在解放后反而参加了反对托管运动,6·25期间本可不去,却自愿选择当军法务官。此外,疼爱子女之心与其他父母并无不同,但说因为那孩子我就成了体制内人物,实属荒谬。起初我还极力劝阻那孩子从政。既然说到体制内,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在野与体制内两者之间必须明确择一的时候。即便现在,只要给我示威的名分,我自信不输年轻人。但如今这个时代已不是只靠那样就行的时候了。除非离开这片土地,若要作为其一员留下,我认为就该遵守国法与秩序、尽国民的义务。现在是应在议会民主主义框架内获得国民支持,从而办政党、争取执政的时候。也要懂得顺应并适应历史发展。连敌国之间都在和解亲善,我们岂能对5·18长久只抱着怨恨活下去。我自己也差点被处死,但如今应该结者解之。唯有如此,国民和合才有可能。” 应有结者解之的姿态 ——您所设想的统一之路是怎样的。 “统一越快越好。但在方法上不是急于求成就能办成的事。首先南北都必须繁荣。不能只有一方强大。南北都要过好日子,而大韩民国尤其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绝对地增强国力,唯有如此,自由民主主义体制和统一才有可能。看看东西德吧。统一是统一了,可不是苦不堪言吗。失业者不断涌现……南北又不同。除非是简单地把我们交给那边,或者那边自己主动归附我们,否则统一问题必须灵活地、以长远眼光来处理。要一同和平共存,并进行南北交流。还有一个重要之处是,无论在野人士还是学生,凡想去北方看看的人都应让他们去。唯有如此才能比较,不是吗。那边也一样。尽管来,想看的地方、想见的人,见谁都可以见了再回去。我相信问题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化解。” ——通过长期的在野生活,想必您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已过80岁,不知何时会被召去,但今后与其做不该做的事求富贵功名过好日子,我宁愿选择做该做的事而过得清苦——这既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的哲学。” 文/卓成万次长 摄影/韩光熙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