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9-22 | 李基龍

朝鲜经济纪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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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式共产主义理论与主体思想混杂的朝鲜体制,其低效程度看起来远比想象的严重。 作为祖平统参事的本报记者随行引导员说:“朝鲜的工人一天8小时劳动、8小时教养、8小时休息。” 其中“教养8小时”据说以思想教育、劳动奉献、职业教育等多种形式运作。 外国机构把朝鲜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计为12小时,想来也是因为把教养时间的一半视为劳动的延长。 对于“有没有人多干活、多拿工钱”的提问,引导员回答:“没有那样的人,这正是我们的优点。”他说,需要多干活时会把机会让给别人。 “有力气的人多干活、多拿钱,那不就是弱肉强食吗?贫富问题不也是从那里开始的吗?” 以社会公平性、即所谓“平等劳动机会的保障”为名义,压制个人能力与创造力的发挥,正是使朝鲜体制陷入今日困境的根源,这一点再次得到确认。 引导员们说:“国家解决衣食住,所以毫无忧虑。”在国家提供的东西中,住房、教育、医疗这三项自豪从不漏掉。 国家包办一切,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对居民实行完全控制。 有“免费的东西是豆渣饼”之说,也有“没有比免费更贵的东西”之说。 以居民的自由为抵押,朝鲜当局向居民提供的免费服务,令人感到正与这些话不谋而合。 本报记者的引导员说,他一家四口每人每天700克、共2.8公斤大米的配给。米价每公斤8分,因此一个月粮费约7元,但实际上3元就够了。因为领到的是比大米便宜的杂粮配给较多。他的月薪为180元,用他的说法,几乎等于“白给”。 但除粮食和几种基础生活必需品外,其余副食品和所有工业品不是配给,而要购买,这些购买品目只要有钱也可以囤积,这是与配给品不同之处。 引导员说:“工业品虽然质量有问题,但人们只买够用的量,所以物资短缺的情况不多。”然而在人民文化宫殿遇到的一位外国特派记者透露:“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也没有像样的东西。” 家庭基本饭费与外出就餐费之间差距很大。 引导员说:“特餐一年有没有一次都难说。”玉流馆或青春馆这类一流餐馆的冷面、狗肉汤(补身汤)基本价5元,若加上排骨、煎饼、酒等则要付10元。四口之家的引导员吃一次特餐,相当于花掉一个月工资的约四分之一。 在朝鲜,出差或旅行时要带上自己吃的粮食。即所谓粮券制度。甚至去亲戚家时,不带粮券也会成为亲戚的负担。因为每个家庭只领到自家人口份额的配给。 朝鲜设计出多种控制居民生活的装置,而粮食是其中最强有力的控制武器。 作为解决居民衣食住的代价,朝鲜当局强迫居民对领导人忠诚。对金日成的偶像化与神格化已是众所周知,但亲身确认时的感受非常复杂。 代表团抵达平壤当晚,朝方向南方记者团发来了名为“协助事项”的警告。 内容是希望在处理刊有金日成主席照片的朝鲜报纸时多加留意。理由是记者团住处的卫生间里散落着劳动新闻。记者团住处的任何房间都看不到垃圾桶,这似乎是为了从根本上阻止南方记者把看完的报纸扔进垃圾桶这一习惯动作。 朝鲜的货币由5种硬币和5种纸币构成,其中只有100元纸币印有金日成的面容。 据说朝鲜工人的平均月薪为150元,100元的价值可想而知。这是为了不让面容被折,要小心放进钱包揣在内兜里的钱。 “难道能把领袖的肖像放进电话机的钱盒里吗?”这是问到硬币上为何没有金主席面容时,引导员口中迸出的回答。 “能不能弄到几枚金主席徽章?”这是为试探对金日成偶像化的象征、也是外部世界笑柄的金日成徽章是否有认识变化,而向引导员抛出的提问。 “什么徽章,那是肖像徽标。怎么,你是想恭敬佩戴?”引导员的反问油滑从容。 刚说出“想买几枚作纪念品”,引导员带抗议性的说教便开始了。要旨是金日成徽章是怀着敬慕之心佩戴的,不是用来买卖的。 “铜像得是死后由后代来立才长久吧。听说钱上印着活人面容的国家只有北方。” “你这是在贬损人民对领袖的敬慕之情。你等着看吧。即便他逝去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这是在百花园招待所前巨大人工湖畔的散步道上,两人独行时与一位引导员的对话内容。这次也有几名记者提起金日成的寿命话题,与主张“领袖与主体思想永生不灭”的引导员发生口角,但我方相关人士透露,与过去的险恶情形相比,这已是巨大变化。 此次北行途中令人为难的事情之一,是转交带去的礼物的问题。他们似乎执着于收到礼物就必须回礼的传统美德,也似乎在怀疑南方的礼物中是否隐藏着同情或收买之类不纯的意图。 “三角形两边长度之和总是大于另一边的长度。”在为了去北方而移民他国的南方人士中,打破这一三角形原则的情形不少。 此次北行再次确认的是,首尔与平壤是汽车三小时余的近邻之距。越过军事分界线时,脑海中一瞬间掠过这样的感觉:三角形原则通行的日子也不远了。 [照片] ◇1989年动工、仅立起框架便停工的105层柳京饭店。夜间所见的柳京饭店如同巨大的幽灵建筑,引导员则主张是为先建公寓工程而中断施工。【平壤=李基龙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