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八次平壤高级别会谈采访团的一员,在平壤停留的三天四夜,是确认首尔与平壤之间时差的机会——这种时差不能以小时计,而须以代际来衡量。 通过与那些受过良好“教养”的体制宣传人员——讲解员的对话来把握北方的实情自然困难,但在他们如鹦鹉般倾泻而出的话语中,仍夹杂着连“教养”也无法控制的纯粹语言;在他们回避回答或沉默时,从其举止与表情中可以窥见,他们对自身所处的现实感到郁闷。 他们说:“北方应从东欧的崩溃中寻找教训,并正为此努力。”在谈到南北关系时,他们也坦率承认北方经济落后,并希望与南方以及日本、美国交流。 在北方见到的人和北方的报道机构,把美国列为敌对对象的首位,其次是日本,再次是南方。我想,这一顺序的倒序,或许正是北方希望进行交流合作的国家顺序。 过去遍布北方各地的“打倒美帝仇敌”之类口号,在此次访问北方途中已很难看到。 作为美国资本主义象征的可口可乐虽有限制,但已被进口到北方,而且北方也透露可以有条件地宽恕美国。 这让人感觉像是体制的低烧。这一低烧是否会蔓延为热病,又能否战胜热病、以更强的体质重生,难以判断。 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越希望与南方、日本、美国携手,就同时越对携手感到恐惧。 这种恐惧表现为主体思想的强化、对金日成父子“世代相传的忠诚”的强迫,而在许多情况下则表现为“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我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种虚妄的执拗。 北方当局似乎已意识到,管控绝不能成为免疫。 北方当局的苦恼似乎在于担心:把在无菌状态下营养不良的病人放到外面的世界,可能瞬间被细菌感染而患热病甚至死亡。 然而思想的管控与体制的开放是相克的。想到北方究竟能否达成这两个相反的目标,自己的心里也变得郁闷起来。 北方于7月14日进行了货币兑换,把此前流通的纸币换成了新纸币。 近来外国媒体报道,此次货币兑换时北方当局设定了兑换限额(每人北方货币500元,北方元对美元汇率为1比2.4元),未全额兑换,因此北方部分地区发生了暴动。 记者向据称妻子是平壤产院(妇产科医院)医生、有两个子女的讲解员询问事情真伪。 他说没有发生暴动,设定兑换限额确有其事,但未兑换的金额已存入存款账户。这相当于一种强制储蓄。 他接着解释只兑换部分的理由:“虽没有巨富,但也没有乞丐,这就是我们的优点。在北方一切由国家供给,个人没有必要持有大量现金。” 当被问“存了多少”时,他说“属个人秘密”,并尴尬地笑了。 他说自己月薪180元,妻子领170元,“因为是双职工,多少还有些储蓄的余力”。 问他储蓄的理由,他说:“总要为紧急情况做准备,也得考虑子女的将来吧?” 他说:“所谓紧急情况,就像社区商店缺货时,得去价格更贵的百货商店购买那样的情形。”关于子女的将来,他补充说:“结婚时置办嫁妆是最大的负担。” 但在首日会议后于人民文化宫晚宴上见到的劳动新闻记者,在被问到货币兑换的理由时,只说“财物越积攒越会起贪念”,并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这意味着,北方或许多少已出现了个人的资金积累。 随着企业所和公共机关直接从事外汇创收,接触外汇的人正在增加;在农民市场等处从事买卖而赚取工资以外收入的人也开始出现。由于他们的工资数额一目了然,为避免被追查资金来源而不选择存款,而是以现金持有;有人认为,进行货币兑换正是为了消除这一地下经济的扰乱因素。出于同样不存款的理由,这些人也无法申请兑换新货币,而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察觉,这正在北方社会中扩散为广泛的不满因素。 如今北方所需要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积累资本。就此而言,货币改革可以说切断了这一萌芽。虽是走马看山,北方经济的矛盾却处处显现。 街上只有奔驰和公共汽车、有轨电车行驶,看不到自行车和摩托车。 当记者搭话说“自行车工厂做大了就会变成汽车工厂”时,一名讲解员含糊其辞地说“自行车和摩托车交通事故风险大”。尽管没有车的道路空空荡荡。 目前在统一大街进行的5万套公寓建设工程,似乎以北方居民在数十年内不会拥有私家车为前提——20层以上的高层公寓,停车空间只有楼前的一排。 下午7时,人民文化宫对面的公寓,每户至少有一间房是关着灯的。讲解员透露,电力不足现象严重,正在开展节约用电的“教养”。北方的电力状况严峻到电视下午10时便结束播放、连一直照亮夜空的主体思想塔灯光也要在同一时间关闭。 然而在返回首尔前一天,在杨亨燮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于牡丹馆举办的晚宴上,南方代表团成员因相机的自动闪光灯不亮而按了两三次快门,之后才明白原因是室内照明比白天还亮。 [照片] ◇今年4月通车、我方代表团首次通过的开城至平壤高速公路沿途所建的巨大战备混凝土构筑物,直截了当地显示出北方体制的低效率。 【平壤=李基龙 记者】
1992-09-20 | 李基龍
朝鲜经济纪行 <上> 本报林钟乾政治部主任平壤四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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