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09-01 | 卓成万, 金政郁

[元老有话说] <31> "美术界人士应把目光转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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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评论家 李庆成 年谱 · 1919年2月17日出生于仁川 · 4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 · 45~54年任仁川市立博物馆馆长 · 56年任梨花女大助教授 · 61~81年任弘益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 81年任大学博物馆协会会长 · 81~83年任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 · 81年任弘益大学名誉教授 · 84~86年任华克山庄美术馆馆长 · 86年任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 每逢大型展览或重要展览的开幕日,总有一位身材高挑、银发飘然、面容却如“童颜”的老绅士步入会场。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见证了韩国近现代美术的成长历程,并在其中从事美术史研究与美术作品批评、为确立韩国美术的理论体系奉献毕生的元老美术评论家李庆成(73岁),正是这位主人公。 他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60年代起便沉醉于美术,光复后曾作为实务负责人先后创建仁川市立博物馆、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弘益大学博物馆等三座博物馆;近30年间在梨花女大、弘益大学等多所大学培养了众多弟子。他自1967年起历任韩国美术评论家协会会长,并于81年至今年6月两度出任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如今他担任以自己雅号“石南”命名的石南美术财团理事长、金寿根文化财团理事长、湖岩美术馆顾问委员等职,为美术发展倾注最后的热情。 没有个人藏品 “我在天主教的教名是‘方济各’。取自以清贫著称的意大利阿西西出身的中世纪圣人‘方济各’,这其中是有原因的。虽然已故去,但担任首任博物馆馆长达25年的金载元先生,在我初次被任命为仁川市立博物馆馆长后曾这样告诫我:‘你要当馆长,就绝对不要拥有自己的美术品。一旦拥有,就已经没有资格当馆长了。’意思是会堕落。从那时到现在,‘清白而清贫地生活’就成了我的生活信条兼座右铭。别人会想,当了这么久的美术馆馆长,画一定很多吧,但我连一幅其他画家的画都没有。这些年当然也曾收到国内外许多作家不少的作品捐赠,但每次特别好的作品我都再捐给美术馆,其余的则平均分给职员们。” 按一般常理根本难以相信的下一句话,更足以让记者怀疑自己的耳朵。 “至今还没有一套房子,老夫妻二人(夫人朴寿男,71岁)寄居在女儿家,但我对走过的人生从未后悔过。我始终满足于现实地生活。” 虽然依旧红颜童颜,但比从前显得略有疲惫憔悴的石南,面对无法照字面接受他这番处境、连声追问“真的吗”的记者,只以淡淡的微笑作答。 ——听说您从海外旅行回来才几天,是去了哪个国家、为何事? “去了德国举办的‘卡塞尔展览会’,顺便参观了一下。这个五年一次的展览会主要展出前卫和实验性作品,在世界范围也得到公认的权威地位。我国方面,画家陆根丙被卡塞尔展览会组委会派出的名叫‘扬’的专员选中而参展,反响也相当好。” ——以专家而非官员身份出任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您是第一人,却在今年6月突然卸任。有什么特别的隐情吗? “没有特别的理由。虽然中间曾短暂离开,但从81年起近10年守在那个位置上,也该到退下来的时候了吧。81年文化部以非公务员的专业人士身份,把我请去做美术馆馆长、崔淳雨做博物馆馆长、许圭做剧场长、韩万永做国乐院院长时,改革意志还是相当充沛的。 学艺职仅10人 然而不到两年,我因与当时的李振义部长在美术政策上意见不合而递交辞呈;两年后我的后任金世中去世,我又被召去担任亚洲美术节和奥林匹克美术节的善后委员长,结果就那样又坐回了馆长之位。” ——与近代美术的时期界定一同,“近代美术馆”的建设问题也是美术界的一大课题。平素强烈主张兴建近代美术馆的您有何看法? “当年给现在的国立现代美术馆定名时,是用‘现代’还是‘近代’,曾有过相当多的争论。公务员们主张把朝鲜王朝以后的所有艺术作品统称为‘近代’,我则坚持应该用‘现代’。理由是属于近代的日据时期作品并不多,因此与其去找没有的东西,不如取放眼前方之意,应成为‘现代美术馆’。而那时全世界冠以‘现代’二字的美术馆也没几家,所以算是相当破格的。一旦定名为现代,方向设定意外地顺利,但我的信念是今后还需要一座近代美术馆。” ——我知道国立现代美术馆因编制与体制问题而陷入内讧。组织本源上所需要的学艺人员仅十余名,而形同冗员的管理职却多达九十余名,这类矛盾便是如此,为何会这样,有无改善之法? “我10年来辛苦的正是这一点。就拿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身为馆长的我是局长级(二级理事官),而比我年轻的博物馆馆长却是副部长级的一级。并不是想得到什么待遇,而是到了那种地步,在按职级决定有无发言权的官厅生态中,工作根本无法正常推进。我的主张是大幅增加专业的学艺职,由他们为中心来运营美术馆。可是毫无动摇。如您所知,美术馆定员100人中学艺职仅10人,其余90人全是一般职。而博物馆却是50%对50%。 画价地头蛇风气严重 所以美术馆的10名学艺职实际上不过是顾问委员般的局外人身份。我并不是贪心。正如全世界任何美术馆都不例外,我们现在至少也该先把馆长以下的学艺室长、美术部长、文物管理部长等主要部门之长由专业人士来担任。事务局长当然得是公务员……” ——从每号价格高得离谱与否开始的所谓画价之争,至今仍暗火不熄。您认为我国美术品流通结构的问题与改善之道是什么? “画既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商品。正因为是商品,买卖流通一事理应交给专业画廊。评论家或学者面对作品只谈艺术性,而赋予其商品性并使之流通,应由画商来承担。因此直接交易是行不通的。你见过工厂生产的产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吗?一部分名人作品价格高得离谱也是如此。在国内那么贵,拿到巴黎或纽约却卖不掉。就是不被认可。他们也感觉得到好,但不像国内那样认可,这就是问题。靠地域性、地方色彩、地头蛇风气而要高价,只能说是畸形的。” ——您认为我国美术进军海外美术界的问题是什么? “在今天的美术中,不存在只属于韩国的美术。就如同在奥运会上‘韩国式足球’行不通一样。如今我们的美术必须在世界舞台上存在并得到认可。为此,我们的作家必须大量走向海外,得到认可并卖得出去。而且他们的美术馆里要收藏许多我国作家的作品,使其经常与大众接触。像贸易一样,美术品也是为了卖出我们的东西,就得把他们的东西买进来。更重要的是,应当以可称为美术界‘世博会’的‘艺术博览会’即样品市场为主,定期举办美术活动。” 应举办“艺术博览会” ——置身美术界以来,记忆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怎么说也是取消争议不断的‘国展’时所遭受的强烈抵抗。光复后延续到第30届的国展被舆论指为不正与腐败的温床,当时的文化公报部长官李光约有一次问起国展,我回答‘应该取消’,他便引用‘新酒要装新皮袋’的格言将其废止。这样一来,所谓国展派就群起而攻了。说我毁了他们的安乐窝。那时真的很痛苦。另一件是我以公职立场主张必须清除日本殖民残余的时候,周围的朋友大多属于那个范畴,处境十分尴尬。至今与他们在公开场合仍有些生疏,但私下依然以朋友相处。” ——反过来说,欣慰之事呢…… “就是88年奥运会时以文化奥林匹克为名,动员全世界一百数十位作家在奥林匹克公园创作雕塑作品,之后获赠数百件的那件事。我至今仍自豪地认为,那件事使我国美术的发展节奏缩短了30年。” ——任内的业绩可以举出什么? “谈不上业绩,但常常引进外国展览这一点,我自认是值得记住的事。因为我相信三四十岁的作家们由此受到了不少影响。 另外今年春天带着金昌烈、丁昌燮等我国6位作家的作品,到世界著名的伦敦泰特美术馆举办展览,也是我任内感到欣慰的事。” ——作为元老美术人,难道没有什么遗憾吗? “说不上遗憾,只是留作惋惜的大事之一,是果川现代美术馆的选址问题。若市中心另有一座好美术馆倒也罢了,唯一的国立美术馆却建在并非首尔市的果川,给市民带来不便;还有当时首尔市当局的情绪化应对,使美术馆的进入道路从正门直行只需5分钟的路程,却要绕行30分钟,这些一直让我痛心。哪怕现在,也应该把进入道路好好打通。”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科埋头苦读应试的石南,与美术的命运性相遇,源自法学科三年级时同住的一位美术学院学生的影响。从那时起,石南与那位美术生一同遍访上野美术馆等东京主要展览,从不遗漏,开始把美术作为修养来接受,终而彻底沉迷于美术。他在法律学业的岔路口深受矛盾折磨,后来重新入学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习美学,成为新出发的决定性转折点。石南还从当时日本著名美术史学者会津八一教授的鼓励中获得极大勇气:“至今为止都是我们日本人在研究韩国美术,现在难道不该由韩国人自己来研究韩国美术吗?” 从法学到美学 光复后归国的他接手故乡仁川的乡土馆,在当时仁川美军政官的协助下将其开设为市立博物馆,并任馆长10年。他开始写美术评论是在避难地釜山。那时正值金永周等现役作家兼做评论的美术评论荒原期,他把比博物馆更感兴趣的现代美术作品展的评论投给首尔新闻、国际新闻、民主新报等。 总之,从那个年代举办的李仲燮、金焕基展览会,到掌握现代美术主要脉络的“弘大人”们的展览会,他作为始终如一见证这一切的活证人,其作用与影响力即使在如今隐于草野之际仍发挥着巨大威力,这是后辈美术人的一致说法。 作为评论家、学者、美术行政家,他总是柔和而熟练地处理繁忙日程,直到几年前在画坛还被称为最优雅地老去的人。石南在自己的花甲之年80年,曾获美术评论家协会出版的论丛《韩国现代美术的形成与批评》献礼。 他本人还出版了《美术入门》《工艺概论》《韩国近代美术研究》《美术是什么》等16部著作。 文:卓成万副部长 摄影:金政郁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