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长的时候,我一直固执于一个说法:“行长就是艺伎”。真正的旧时艺伎,卖酒却不轻易卖身。我与财阀们打了数十年交道,他们中间却没有我的朋友,就是因为我做了无数次的钱生意,却彻底拒绝了与卖春无异的勾结。’ 据说祖上世代居住在栢洞(原首尔大学文理学院附近),便以意为“栢洞的鄙人”的栢儂为号的金融界元老金振兴(77岁)。 他毕业于首尔大学商学院前身京城高商,以金融组合理事身份踏入金融界,此后历任韩一银行、住宅银行、信托银行三家银行行长,还担任过金融通货委员会委员、韩国综合金融公司社长,作为金融人拥有比谁都耀眼的履历,却仍毫不迟疑地自贬为不成功的金融人。这位栢儂还是道出了浓度颇深的回忆:‘正因为是艺伎,所以卖了酒却没有脏了身子,这一点我是自豪的’。 "我是干净的艺伎" ‘被有权势的人横加刁难,何止一两次。有一天某位权势人物叫我去。去了以后,他说今天马上给我贷26亿韩元。说是买高尔夫球场的钱,当下就要。当时那种气氛下不能说办不到,可那么大一笔钱怎么能立刻给呢。于是我说请等一周,要研究、办手续、走程序,结果烟灰缸就飞过来了。但我还是按自己的信念办。还有一次,两位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为了各自拿下当时归信托银行所有的美拉玛酒店(现在凯悦酒店所在地)而施压,闹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人逼我说“已经得到总统批准,用议价合同便宜点卖给我”。可是还有别的意向者,我最终还是进行了招标。之后他们为了把我抓进去,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也正因如此,银行才得到了极为可观的差价收益。说实话,站在行长的位置上应对非法压力,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为了公,需要说服的本事和果断的勇气。’ 已经办过三次个人展览、书画皆精的栢儂也抱怨道:‘为排解退休后的孤独,画画向酉山闵庚甲先生学,书法向鸟丁金振海先生学,可再也没有长进,反倒让我更加孤独’。 ——您一生服务于金融界,如今怎么看我国的金融制度。 ‘我没有资格批评,但有一个必须改的重要环节,就是资本与经营分离,以及金融自由化。与法律和制度的自由化同样急迫的,是把运作搞对。比如自由化中最重要的行长选任就是这样。邻国日本的经济为什么那么好,说来说去还是靠财阀解体和金融自由化。财阀解体是二战后麦克阿瑟司令部以外力强制推行的,而金融自由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把行长选任交给了银行自主决定,我是这么看的。由董事会自主选任行长,在日本已是常识和传统。政府不会命令要选谁当行长。董事会里不仅有常任董事,也当然有不参与银行日常经营的非常任董事。因此“下一任行长会是那个人”的共识会在银行内部自然形成,实际选出来的也正是那个人。内外都看着,于是符合常识、理所当然的人事就得以实现。总之,在财务部长官能随意摘下或安上行长脑袋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实现自由化的。把行长选任交给银行,自由化和责任经营就能马上实现。某种程度上说,这也不是要修改法律那么复杂的问题,而是取决于政府是否下决心。’ ——那么董事由谁选任呢。考虑到行长对董事选任具有绝对影响力,恐怕也难免出现行长长期独断的副作用…… 必须打通荣誉退休之路 ‘由行长推荐董事、在股东大会上选任,实际上等于是行长任命,这倒是事实。但不必担心行长会长期独裁。日本没有哪家银行设有禁止行长连任之类的条款,可也没有出现那样长期独裁的行长。因为干到一定程度就表明“我要退了,我认为后任谁合适”的意向,已经成为惯例。到了那时候,有时下面反而主张“行长应该再多干一阵”,于是为了辞不辞而争来争去的情形也很多。多好看呢。卸任行长后转为顾问或会长退到后线,然后光荣而自然地退休,这就是日本的银行风气。与我们连从行长位置上光荣退下来都很难的风气相比,差别有天壤之别。’ ——金融必须自由化,这话不是今天才说的。可为什么毫无进展呢。 ‘根本上说,在不民主的体制下很难指望金融自由化。让企业兴盛、也能让企业倒闭的,不正是银行吗。绝对权力者不可能对这样的银行放手不管。要实现民主主义就得有金融自由化;反过来说,社会各领域若没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金融自由化也很难。正是从这一点看,现在应该推进金融自由化,而且条件也已经具备了。’ ——您平时怎么看中央银行问题。最近似乎平静了一些,但这几年财务部和韩国银行不是围绕韩国银行法修改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论战吗。 干预的逻辑是自相矛盾 ‘刚才也指出过,我认为法律改不改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就假设中央银行实现了绝对独立吧。财务部长官和总裁如果互不配合,也是白搭。所以才会有“光把法律定好又有什么用”的说法。现行韩国银行法,也不是没有需要往更民主的方向修改的地方,但我认为本身并没有多大问题。总之,要改就改,而改完之后互相配合、协调运作,我觉得那更重要。’ ——您认为政策性金融与金融自主之间应如何取得协调。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存在政府政策上应予支持的金融。当国家有需要,而且这种需求在任何人看来都属正当时,在政府设立委员会,多人共同商议、作出决议,经过这样的程序再放贷,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也不例外。二战时有所谓“V贷”,政府要求向国防产业放贷,银行提供了大量资金。另外,在股价暴跌或国家级企业面临倒闭危机时,政府要求银行提供资金,也未必是错事。比方说某个国家基干产业要垮了,总不能置之不理吧。这时政府就该提供担保。问题在于,不能因此就说政府既然需要这类政策性金融,就不得不干预银行经营、所以金融自由化行不通——这种逻辑是说不通的。’ ——可据说政策当局者中,不少人认为在我国经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100%的银行自由化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部分这类看法,是因为在真正意义上判断哪种贷款应纳入政策性金融、哪种应排除的标准出了问题。如果确实是国家层面需要的“政策性贷款”,如刚才所说,可以通过留下记录的正式会议由政府决定,那样对银行也会有说服力,不是吗。 货币应灵活运用 那种情况下,银行即便自由化了,也没有理由拒绝放贷。当然,这时贷款的责任应由政府承担,不能把损失推给银行。把特别融资会议记录写得详尽,连谁怎么说的内容,都连同那些人的名片、签名记录一起做成报告提交董事会,由董事会作出决定就可以了。我国政策性金融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事后无法查明政府里是谁要求提供政策性金融的,因而政策性金融造成的银行损失,政府完全不负责任。’ ——您怎么看当局的物价政策。物价政策被视为第六共和国施政失误中很大的一块…… ‘我认为物价政策的失败源于货币政策的失败。也就是说,该紧缩时紧缩、该放松时放松的货币量调节没有做好。比如住宅政策就是这样。就像为促进就业、解决通胀而推出的“新政”一样,在物价飞涨、通胀严重的局面下,政府却大举推动建筑景气和大规模住宅投资,问题正出在这里。一边叫一般民众不要投资房地产,政府自己却以住宅、以房地产为名胡乱投资,结果反而进一步助长了通胀,不是吗。本该在需要增加货币的通缩时期进行公共投资、掀起建筑热潮,却在需要紧缩货币时反而增发货币,犯下如此愚行,物价政策怎么可能得到好评。增值税也造成相当影响,工资上涨我看也是一大因素。同时,奢侈浪费、滥用进口商品、工会的过激运动、缺乏勤勉等国民意识方面,也有相当大的责任。’ ——别人连一家都难当上的行长,您在三家银行都当过,还做过综合金融公司社长,请问是什么缘由、在哪家银行最先当上行长的。 ‘到目前为止,我从未为升迁而运作过。只是尽全力做好分内的事,再加上运气稍好而已。那是我任韩一银行常务董事的时候。我只顾埋头工作,连行长要换人都不知道,有一天已故的朴东奎财务部长官叫我去,一见面就说“去办行长的手续吧”。平时只知其名、毫无接触的那位先生是怎么挑中我的,我不知道,但总之是靠那样清白的人,我才第一次坐上了行长的位子。 遗憾于使命意识 至今我还没见过像他那样清白的公职人员。之后我们在人格上结下深厚情谊,几十年间作为棋友一直在他身边守着,最终他辞世了。但如今想起自己曾能见到那样的人,就感激不已,每每想起他,总沉浸在幸福感中。特别是在他去世前20天,我们夫妇银婚纪念书画展上,他说“不看到金振兴的展览我闭不上眼”,倚在轮椅上来到展览会场时,我实在无法不流泪地面对他。’ ——您在职时期的银行和如今的银行,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在计算机分析功能等外在的金融技术方面,如今确实远胜过去。但在银行员的气质和使命意识上,好像比不上从前的年轻人。最近发生的大型金融事故也是如此。经办人若事先接触、会见过长官或其他高层,本来马上就能察觉的事,正是因为疏于这种努力才出了问题。一句话,热情不够,国家观念、使命感都不如从前。’ ——您想对后辈行员说些什么…… ‘我自己也没做出什么成绩就出来了,哪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总体上感觉银行员之间的相互亲和关系不足,令人惋惜。大体上算踏实,但在信义和义气方面似乎不如其他领域的人,而且意志相对薄弱,这是缺点,我一直这么想。我至今仍不失这样的自负:我们的银行员才是全体国民中优秀者组成的头脑集团。还有一点,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我想叮嘱一句:名誉、权力、财富,只追求其中一样就好。’
金振兴 前信托银行行长 <年谱> ·1916年6月26日出生于涟川 ·32年毕业于首尔京城高商 ·58年就读于美国乔治城大学 ·64年韩一银行行长 ·66年金融通货委员会委员 · 〃 住宅银行行长 ·70年信托银行行长 ·76年韩国综合金融公司社长 ·80~84年 〃 会长 ·(著)四浮,书画展览会3次
文 卓成万 副主任 摄影 张钟哲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