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资本市场始终未能跳出井底之蛙的范围。正如没有听说过设在首尔的花旗银行只以居住在韩国的美国人为对象赚钱,今年以来也没有听说过设在纽约的韩国商业银行只以美国人为对象赚钱。 面向世界做生意 别人以我们为对象赚钱,而我们却无法以别人为对象赚钱。 日本的野村证券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当地法人和分支机构,面向世界做生意;第一劝业银行也不是以日本人、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对象,在金融产业扩张中担当重要一翼。 有人说是因为我们英语不好,但这不能成为理由。 笔者认为,韩国金融产业未能国际化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韩国金融产业未能建立彻底民营化的体制。在某位脱下军装的政治人物一夜之间坐上国策银行理事长之位、财务部官员某天空降出任行长的氛围下,韩国的银行无法培养出面向世界做生意的体质。 银行是资本主义的尖端产业。 若银行的融资方针随政府方针朝令夕改,本应交由资本市场自律决定的利率被用作延长政权的工具,就无从积累面向世界做生意的训练。韩国金融产业民营化的前提条件有以下三点。 根除空降人事 第一,资本的自律化。银行应以纯粹的民间资本设立。 自有资本对资产的比率应实现国际化。应按照国际标准要求的7%自有资本水平,严格限制对某一个人或企业的融资上限。 第二,人事的自律化。 应赋予董事会与经营层无限责任,若经营出现不良,不应由政府追究其责任,而应通过法律赋予股东和客户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以此阻断政府空降式人事政策。 第三,经营的自律化。 需要一种氛围,使经营方式从以吸收多少存款这种数量层面的业绩主义中摆脱出来,转向以稳健融资为原则、以减少了多少不良融资为衡量的利润中心型经营。 只要政府干预银行增资、深度介入经营层与董事会改组、并以必须向某企业融资的方式插手,就应当认为韩国金融产业没有跃升为国际金融机构的出路。 反对韩国金融产业国际化与民营化的名分论中,常被提及的是“政策金融”的必要性。政治人物把政策金融当作筹措政治资金的武器,大企业则为确保秘密资金和房地产投资资金而动辄提起政策金融。 然而真正需要政策金融的中小企业和农民却感叹,需要时从银行拿到钱比摘天上的星星还难。 若判断确实需要政策金融,则宜通过立法建立制度性装置,在政府主管中小企业的部门内设立专门用于政策金融的独立基金。 政策金融是“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发挥运营之妙,将纯粹民间银行的融资(loan)与政策层面的风险投资(equity investment)分开。 政府也可能有政府自己的辩解。 可能会辩称,为在世界贸易战中生存下来,集中支援特定财阀及特定产业,政策金融不可避免。 然而政策金融一言以蔽之是“投资”,而非“融资”。让韩国的财阀永远生活在政府优惠融资的阴影之下,或许正是削弱韩国财阀及产业本应培养的自生力的道路。 亚洲四小龙中存活下来的国家是集中支援中小企业的国家,而在难以预测明日的经济危机中只能叹气的地方,正是因政策金融而丧失自生力的韩国——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切。 银行的客户既有大企业也有中小企业。不应按政府的政策金融原则只给大企业倾斜融资的机会,而应适用所谓机会均等原则,凡建立起可靠信用者都能获得融资机会。 应扩大融资机会 “通过集中支援大企业,当大企业赚钱时,其利益回流也会让个人受益”这种所谓里根经济学理论,在美国也已成为褪色的古典主义理论,不受欢迎。 国家的经济振兴取决于如何培育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人数方面,中小企业的贡献度也高于大企业。 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资本积累方式,是加深有产者与无产者社会对立的最大原因——这一事实也应反映到银行经营中。
1992-08-19 | 서울경제
[寄稿] 外部视角看韩国金融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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